第十一章
北平《新生報》，１９４６年。語文學常談
文字學從前稱為“小學”。隻是教給少年人如何識字，如何寫字，所以稱為“小學”。這原是實用的技術。後來才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研究字形字音字義的演變。研究的人對這種演變這種曆史的本身發生了興趣，不再注重實用。這種文字學是語言學的一部分。語言學裏又包括文法學。中國從前沒有文法學，文法學是從西洋輸入的。可是實用的文法技術我們也有：做文章講虛實字，做詩講對偶，都是的。直到前清末年，少年人學習做文做詩還是從使用虛字和對對子入手。“小學”起頭早，詩文作法的講究卻遠在其後；這由於時代的演變和進展，但起於實際的需要是相同的。所謂實際的需要固然是應試求官，識字的和會做詩文的能以應試求官；但從這裏可以看出文字語言確是支配我們生活的要素之一，文字語言確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從學術方麵說，詩文作法沒有地位，算不得學術，文法學也隻是剛起頭；文字學卻已有了深厚的傳統和廣大的發展。但明白了語言文字的作用，就知道文法學是該有將來的。
現在文字學又分為形義和語音兩支，各成一科，而關於義的研究又有獨立為訓詁學的趨勢。文字形態部分經過甲骨文字和鍾鼎文字的研究，比起專守許慎《說文解字》的時代有了長足的進步。語音部分發展更大，漢語之外，又研究非漢語的泰語和緬藏語，這樣比較同係和近係的語言，不但廣博，也可以更精確。這種用來比較的非漢語，都是調查得來的現代語。而漢語的研究也開了現代各地方言調查的一條大路。這種注重活的現代語，表示我們學術的興趣伸展到了現代，雖然未必有關實用，可是跟現代的我們總近些了。其實也未必全然無關實用，非漢語的研究對邊疆研究是有用處的。一方麵研究活的現代語就不由的會注意到語法，這也促成了文法學的進步。訓詁學更是剛起頭。訓字有順文說解的意思，詁字是用現代語解說古代語的意思。按照“訓詁”的字義和曆來訓詁的方法，訓詁學雖然從字義的曆史下手，也得注意到文法和現代語的，但是形態也罷，語音也罷，訓詁也罷，文法也罷，都是從曆史的興趣開場，或早或遲漸漸伸展到現代；從現代的興趣開場伸展到曆史的，似乎隻有所謂意義學。
“意義學”這個名字是李安宅先生新創的，他用來表示英國人瑞恰慈和奧格登一派的學說。他們說語言文字是多義的。每句話有幾層意思，叫做多義。唐代的皎然的《詩式》裏說詩有幾重旨，幾重旨就是幾層意思。宋代朱熹也說看詩文不但要識得文義，還要識得意思好處。這也就是“文外的意思”或“字裏行間的意思”，都可以叫做多義。瑞恰慈也正是從研究現代詩而悟到多義的作用。他說語言文字的意義有四層：一是文義，就是字麵的意思。二是情感，就是梁啟超先生說的“筆鋒常帶情感”的情感。三是口氣，好比公文裏上行平行下行的口氣。四是用意，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種用意，指桑罵槐，言在此而意在彼，又是一種用意。他從現代詩下手，是因為現代詩號稱難懂，而難懂的緣故就因為一般讀者不能辨別這四層意義，不明白語言文字是多義的。他卻不限於說詩，而擴展到一般語言文字的作用。
他說聽話讀書如不能分辨這四層意義，就會不了解，甚至誤解。不了解詩或誤解詩，固然對自己的享受與修養有虧。不了解或誤解某一些語言文字，往往更會誤了大事，害了社會。即如關於一些抽象名詞的爭辯如“自由”“民主”等，就往往因為彼此不了解或誤解而起，結果常是很嚴重的。他以為除科學的說明真乃一是一，二是二以外，一般的語言大都是多義的。因此他覺得茲事體大。瑞恰慈被認為科學的文學批評家，他的學說的根據是心理學。他說的語言文字的作用也許過分些，但他從活的現代語裏認識了語言文字支配生活的力量，語言文字不是無靈的。他們這一派並沒有立“意義學”的名目，所根據的心理學也未必是定論，意義學獨立成為一科大概還早，但單刀直入的從現代生活下手研究語言文字，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北平《新生報》，１９４６年。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
這裏是就魯迅先生的文章中論到中國語言文字的話，綜合的加以說明，不參加自己意見。有些就抄他的原文，但是恕不一一加引號，也不注明出處。
魯迅先生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文章隻是口語的提要。我們的古代的紀錄大概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不用說是口語的提要。就是宋人的語錄和話本，以及元人雜劇和傳奇裏的道白，也還是口語的提要。隻是他們用的字比較平常，刪去的詞比較少，所以使人覺得“明白如話”。至於一般所謂古文，又是古代口語的提要而不是當時口語的提要，更隔一層了。
他說中國的文或話實在太不精密。向來作文的秘訣是避去俗字，刪掉虛字，以為這樣就是好文章。其實不精密。講話也常常會辭不達意，這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必須借助於粉筆。文與話的不精密，證明思路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糊塗。倘若永遠用著這種糊塗的語言，即使寫下來讀起來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些糊塗的影子。要醫這糊塗的病，他以為隻好陸續吃一點苦，在語言裏裝進異樣的句法去，裝進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句法去。習慣了，這些句法就可變為己有。
他讚成語言的歐化而反對劉半農先生“歸真反樸”的主張。他說歐化文法侵入中國白話的大原因不是好奇，乃是必要。要話說得精密，固有的白話不夠用，就隻得采取些外國的句法。這些句法比較的難懂，不像茶泡飯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但補償這缺點的是精密。反對歐化的人說中國人“話總是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子是不夠的。即如“歐化”這兩個字本身就是歐化的詞兒，可是不用它，成嗎？
“歸真反樸”是要回到現在的口語，還有語錄派，更主張回到中古的口語，魯迅先生不用說是反對的。他提到林語堂先生讚美的語錄的便條，說這種東西在中國其實並未斷絕過種子，像上海堂口攤子上的文人代男女工人們寫信，用的就是這種文體，似乎不勞從新提倡。他還反對“章回小說體的筆法”，都因為不夠用，不精密。
他讚成語言的大眾化，包括書法的拉丁化。他主張將文字交給一切人。他將中國話大略分為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主張地方語文的大眾化，然後全國語文的大眾化。這全國到處通行的大眾語，將來如果真有的話，主力恐怕還是北方話。不過不是北方的土話，而是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
大眾語裏也有紹興人所謂“煉話”。這“煉”字好像是熟練的意思，而不是簡練的意思。魯迅先生提到有人以為“大雪紛飛”比“大雪一片一片紛紛的下著”來得簡要而神韻。他說在江浙一帶口語裏，大概用“凶”“猛”或“厲害”來形容這下雪的樣子。《水滸傳》裏的“那雪正下得緊”，倒是接近現代大眾語的說法，比“大雪紛飛”多兩個字，但那“神韻”卻好得遠了。這裏說的“神韻”大概就是“自然”，“到家”，也就是“熟練”或“煉”的意思。
對文言的“大雪紛飛”，他取“那雪正下得緊”的自然。但一味注重自然是不行的。他主張語言裏得常常加進些新成分，翻譯的作品最宜擔任這種工作。即使為略能識字的讀眾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裏麵。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自己想想或問問別人就能懂得的為度。這樣逐漸的揀必要的一些新成分灌輸進去，群眾是會接受的，也許還勝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必需這樣，大眾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魯迅先生主張的是在現階段一種特別的語言，或四不像的白話，雖然將來會成為“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這種特別的語言不該采取太特別的土話，他舉北平話的“別鬧”“別說”做例子，說太土。可是要上口，要順口。他說做完一篇小說總要默讀兩遍，有拗口的地方，就或加或改，到讀得順口為止。但是翻譯卻寧可忠實而不順；這種不順他相信隻是暫時的，習慣了就會覺得順了。若是真不順，那會被自然淘汰掉的。他可是反對憑空生造；寫作時如遇到沒有相宜的白話可用的地方，他寧可用古語就是文言，決不生造，決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
他也反對“做文章”的“做”，“做”了會生澀，格格不吐。可是太“做”不行，不“做”卻又不行。他引高爾基的話“大眾語是毛坯，加了工的是文學”，說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他所需要的特別的語言，總起來又可以這樣說：“采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閑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活的，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眾口頭取來，有些要從此注入活的民眾裏麵去。”
北平《新生報》，１９４６年。誦 讀 教 學
前天北平報上有黎錦熙先生談國語教育一段記載。“他認為現在教育成績最壞的是國文，其原因，第一在忽視誦讀技術。……他於二十年前曾提倡新文學運動，也曾經提倡過歐化的文句。可是文法組織相當精密，沒有漏洞。現在中學生作文與說話失去了聯係，文字和語言脫了節。文字本來是統一的，語言一向是紛歧的。拿紛歧的語言來寫統一的文字，自然發生這種畸形的病象。因此訓練白話文的基本技術，應有統一的語言，使紛歧的個別的語言先加以統一的技術訓練。所以大原則就是訓練白話文等於訓練國語。所謂‘耳治’‘口治’‘目治’這誦讀教學三部曲，日漸純熟，則古人的‘一目十行’‘七步成詩’並非難事。”這一段記載嫌籠統，不能使我們確切的了解黎先生的意思，但他強調“作文與說話失去了聯係，文字和語言脫了節”，強調“誦讀教學”，值得我們注意。
所謂“作文與說話失去了聯係”，是指寫作白話文而言。照上下文看，“失去聯係”似乎指作文過分歐化，或者夾雜方言。過分歐化自然和語言脫節，夾雜方言是拿“紛歧的個別的語言”來攪亂統一的國語，也就是和國語脫節。歐化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般動向，寫作的歐化是跟一般文化配合著的。歐化自然難免有時候過分，但是這八九年來在寫作方麵的歐化似乎已經能夠適可而止了。照上下文看，黎先生好像以文法組織嚴密為適當的歐化的標準。但是一般中國文法書都還在用那歐語的文法做藍本，在這個意義之下的“文法組織嚴密”，也許倒會使歐化過分的。這種標準其實還得仔細研究，現時還定不下來。可是我們卻能覺察到近些年寫作的歐化的確是達到了適可而止的地步。雖然適可而止，歐化總還是歐化，寫作和說話總還在脫節。這個要等時候，加上“誦讀教學”的幫忙，會漸漸習慣成自然，那時候看上眼順的，念上口也會順了，那時候“耳治”“口治”“目治”就一致了。
夾雜方言卻與歐化問題不一樣。從寫作的本人看無論是否中學生，他的文字裏夾些方言，恐怕倒覺得合拍些。在讀者一麵，隻要方言用得適當，也會覺得新鮮或別致。這不能算是脫節。我雖然讚成定北平話為標準語，卻也欣賞純方言或夾方言的寫作。近些年用四川話寫作的頗有幾位作家，夾雜四川話或西南官話的寫作更多，有些很不錯。這個豐富了我們的寫的語言；國語似乎該來個門戶開放政策，才能成其為國語。
我倒覺察到一些學生作文，過分的依照自己的那“紛歧的個別的語言”，而不知道顧到“統一的文字”。這些學生的作文自己讀自己聽很順，自己讀別人聽也順，可是別人讀就不順了。他們不大用心誦讀別人的文字，沒有那“統一的文字”的意念，隻讓自己的語言支配著，所以就出了毛病。這些學生可都是相當的會說話的；要不然，他自己讀的時候別人聽起來也就不會覺得順了。從一方麵看，這是作文趕不上說話，算是脫節也未嚐不可。這些學生該讓他們多多用心誦讀各家各派的文字；獲得那“統一的文字”的調子或語脈——，叫文脈也成。這裏就見得“誦讀教學”的重要了。
現在流行朗誦，朗誦對於說話和作文也有幫助，因為練習朗誦得咬嚼文字的意義，揣摩說話的神氣。但是也許更著重在揣摩上。朗誦其實就是戲劇化，著重在動作上。這是一種特別的才能，有獨立性；作品就是看來差些，朗誦家憑自己的才能也還會使聽眾讚歎的。誦讀和朗讀卻不相同。稱為“讀”就著重在意義上，“讀”字本作抽出意義解，讀白話文該和宣讀文件一般，自然也講究疾徐高下，卻以清朗為主，用不著什麼動作。有些白話文有意用說話體，那就應該照話那麼“說”；“說”也是清朗為主，有時需要一些動作，也不多。白話文需要讀的卻比需要說的多得多，所以讀、朗讀或誦讀更該注重。誦讀似乎不難訓練，讀了白話文去背也並不難。隻是一般教師學生用私塾念書的調子去讀，或幹脆不教學生讀，以為不好讀或不值得讀。前者歪曲了白話文，後者也歪曲了白話文，所謂過猶不及。要增進學生了解和寫作白話文的能力，是得從正確的誦讀教學下手，黎先生的見解是不錯的。
北平《新生報》，１９４６年。誦讀教學與“文學的國語”
黎錦熙先生提倡國語的誦讀教學，魏建功先生也提倡國語的誦讀教學。魏先生是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他為“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的事寫信給我，說“台省國語事業與國文教學不能分離，而於誦讀問題尤甚關切”。黎先生也曾說“訓練白話文等於訓練國語”，因而強調誦讀教學。黎先生的話和魏先生的話合看，相得益彰。在語言跟國語大不相同的台灣省，才更見出誦讀教學的重要來。國語對於現在的台灣同胞差不多是一種新的語言；學習新的語言，得從“說”入手；但是要同時學習“說”和“寫”，就非注重誦讀教學不可。
誦讀教學在一般看來是注重了解和寫作，黎先生的意見，據報上所記，正是如此。魏先生似乎更注重誦讀對於說的效用，就是對於口語的效用。這一層是我們容易忽略的。我們現在學習外國語，一般的倒是從誦讀入手，這是事實。照念的“說”出來，雖然不很流利，卻也可以成話。這可見誦讀可以幫助造成口語。但是我們學習國語，一般的是從“說”入手。這原是更有效的直接辦法。不過在台灣這種直接法事實上恐怕一時不能普遍推行，所以就是撇開“寫”單就“說”而論，也還得從誦讀入手。我猜想魏先生的意思是如此。
我因此卻想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文學的國語”的問題。胡適之先生當年寫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兩個語。他說“文學的國語”要由“國語的文學”產生。這是不錯的。到現在三十年了，“國語的文學”已經伸展到小公務員和小店員群眾裏，區域是很廣大了，讀眾是很不少了，而“文學的國語”雖然也在成長中，卻似乎慢些。就是接觸國語文學最多最久的知識青年這階層，在這三十年裏口語上似乎也並沒有變化多少，沒有豐富多少，這比起國語文學的發達，簡直可以說是配合不上。我想這種情形主要的是由於國語的文學有自覺的努力，而文學的國語隻在自然的成長。現在是到了我們加以自覺的努力的時候了，這種自覺的努力就是誦讀教學。
現在我們的白話文，就是國語文學用的文字，夾雜著一些文言和更多的歐化語式。文言本可上口，不成大問題；成問題的是歐化語式，一般人總覺得不能上口；加以非難。他們要的是順：看起來順眼，聽起來順耳，讀起來順口。這裏是順口第一；順口自然順耳，而到了順耳，自然也就順眼了。所以不斷的有人提出“上口”來做白話文的標準。這自然有它的道理，白話本於口語，自然應該“上口”。但是從語言的成長而論，尤其從我們的“文學的國語”的成長而論，這個“上口”或“順口”的標準卻應該活用；有些新的詞彙新的語式得給予時間讓它們或教它們上口。這些新的詞彙和語式，給予了充足的時間，自然就會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誦讀教學的幫助，需要的時間會少些，也許會少得多。
語言是活的，老是在成長之中，隨時吸收新的詞彙和語式來變化它自己，豐富它自己。但這是自然而然，所以我們雖然常有些新語上口，卻簡直不覺得那些是新語。可是在大量新語同時來到的時候，我們就覺得了。清末的“新名詞”的問題，就是因為“新名詞”一湧而來，消化不了，所以大家才覺得那些是“新名詞”，是不順眼的“新名詞”。但是那些“新名詞”如“手續”“取消”等，以及新語式如“有……必要”等，現在卻早已成了口頭熟語了。新名詞越來越多，見慣不驚，也已經不成問題了。成問題的是歐化語式。但是反對歐化語式的似乎以老年人和中年人為多；在青年人間，隻要歐化得不過分，他們倒願意接受的。
青年人願意接受歐化語式，主要的是閱讀以及誦讀的影響。這時代的青年人，大概在小學和初中時期就接觸了白話文，而一般白話文多少都有些歐化。他們誦讀一些，可是閱讀的很多。高中到大學時期他們還是不斷的在閱讀歐化的白話文，並且閱讀的也許更多。這樣自然就願意接受歐化的語式。隻是由於誦讀教學的不得法和無標準，他們接受歐化語式，閱讀的影響實在比誦讀的影響大得多。所以就是他們，也還隻能多多接受歐化到筆下，而不能多多接受歐化到口頭。白話文確是至今還不能完全上口。寫好一篇稿子去演講廣播，照著念下去，自己總覺得有許多地方不順口，怕人家聽不明白。於是這裏插進一些解釋，那裏換掉一些語式，於是白話和白話文還是兩家子。說的語言和寫的語言多少本有些距離，但是演講或廣播的語言應該近於寫的語言，而不應該如我們的相距這麼遠。白話文像這樣不能完全上口，我們的“文學的國語”是不能成立的。
現在我們敘述或討論日常事項，因為詞彙的關係，常常不自覺的采用一些歐化語式，但是範圍不大。要配合著這種實際情形，加速“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就得注重誦讀教學，建立誦讀的標準。如果從小學到初高中一直注重誦讀，教師時常範讀，學生時常練習，習慣自然，就會覺得白話文並不難上口。這班青年學生到了那時候就不但會接受新的白話文在筆下，並將接受新的白話到口頭了。他們更將散布影響到一般社會裏，這樣會加速國語的成長，也會加速“文學的國語”的造成。誦讀教學並不太難。第一得知道誦讀就是讀，不是吟，也不是唱。這是最簡單的標準。第二得多練習，曲不離口，誦讀也要如此。這是最簡單的辦法。過去的誦讀教學，拿白話文來吟唱，自然不是味兒；因為不是味兒，也就不願意多練習。現在得對症下藥才成。
北平《新生報》，１９４６年。論誦讀
最近魏建功先生舉行了一回“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參加的有三十人左右，座談了三小時，大家發表的意見很多。我因為去診病，到場的時候隻聽到一些尾聲。但是就從這短短的尾聲，也獲得不少的啟示。昨天又在北平《時報》上讀到李長之先生的《致魏建功先生書》，覺得很有興味。自己在接到開會通知的時候也曾寫過一篇短文，說明誦讀教學可以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現在還有些補充的意見，寫在這裏。
抗戰以來大家提倡朗誦，特別提倡朗誦詩。這種詩歌朗誦戰前就有人提倡。那時似乎是注重詩歌的音節的試驗；要試驗白話詩是否也有音樂性，是否也可以悅耳，要試驗白話詩用那一種音節更聽得入耳些。這種朗誦運動為的要給白話詩建立起新的格調，證明它的確可以替代舊詩。戰後的詩歌朗誦運動比戰前擴大得多，目的也擴大得多。這時期注重的是詩歌的宣傳作用，教育作用，也許尤其是團結作用，這是帶有政治性的。而這種朗誦，邊誦邊表情，邊動作，又是帶有戲劇性的。這實在是將詩歌戲劇化。戲劇化了的詩歌總增加了些什麼，不全是詩歌的本來麵目。而許多詩歌不適於戲劇化，也就不適於這種朗誦。所以有人特別寫作朗誦詩。戰前戰後的朗誦運動當然也包括小說散文和戲劇，但是特別注重詩；因為是精煉的語言，彈性大，朗誦也最難。
朗誦的發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成長。但是兩個時期的朗誦運動，都並不以語文教學為目標；語文教學實際上也還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現在魏建功先生，還有黎錦熙先生，都在提倡誦讀教學，提倡向這一方麵的自覺的努力，這是很好的。這不但與朗誦運動並行不悖，而且會相得益彰。黎先生提倡的誦讀教學，據報上他的談話，似乎注重白話，魏先生的座談，卻包括文言。這種誦讀教學自然是以文為主，不以詩為主；因為教材是文多，習作也是文多，應用還是文多。這就和朗誦運動的出發點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