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他說認命算了，還是喝酒賞月罷。這種達觀其實隻是苦情的偽裝而已。前一段“歌”雖然辭苦聲酸，倒是貨真價實，並無過分之處。由那“聲酸”知道吟詩的確有一種悲涼的聲調，而所謂“歌”其實隻是諷詠。大概漢朝以來不像春秋時代一樣，士大夫已經不會唱歌，他們大多數是書生出身，就用諷詠或吟誦來代替唱歌。他們——尤其是失意的書生——的苦情就發泄在這種吟誦或朗誦裏。
戰國以來，唱歌似乎就以悲哀為主，這反映著動亂的時代。《列子·湯問》篇記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又引秦青的話，說韓娥在齊國雍門地方“曼聲哀哭，一裏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後來又“曼聲長歌，一裏老幼，善躍扌卞舞，弗能自禁”。這裏說韓娥雖然能唱悲哀的歌，也能唱快樂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獨擅悲歌的故事合看，就知道還是悲歌為主。再加上齊國杞梁殖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現在還在流行的孟薑女哭倒長城的故事，悲歌更為動人，是顯然的。書生吟誦，聲酸辭苦，正和悲歌一脈相傳。但是聲酸必須辭苦，辭苦又必須情苦；若是並無苦情，隻有苦辭，甚至連苦辭也沒有，隻有那供人酸鼻的聲調，那就過了分，不但不能動人，反要遭人嘲弄了。書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卻隻有少數，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總是歎老嗟卑，長歌當哭，哭喪著臉一副可憐相。朱子在《楚辭辨證》裏說漢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詩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就是所謂“無病呻吟”。後來的歎老嗟卑也正是無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緊張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無病呻吟，病是裝的，假的，呻吟也是裝的，假的，假裝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醜角扮戲，自然隻能逗人笑了。
蘇東坡有《贈詩僧道通》的詩：
雄豪而妙苦而腴，
隻有琴聰與蜜殊。
語帶煙霞從古少，
氣含蔬筍到公無。……
查慎行注引葉夢得《石林詩話》說：
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體，格律尤俗，謂之“酸餡氣”。子瞻……嚐語人雲，“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失笑。
東坡說道通的詩沒有“蔬筍”氣，也就沒有“酸餡氣”，和尚修苦行，吃素，沒有油水，可能比書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這種生活的詩，好像酸了的菜饅頭的餡兒，幹酸，吃不得，聞也聞不得，東坡好像是說，苦不妨苦，隻要“苦而腴”，有點兒油水，就不至於那麼撲鼻酸了。這酸氣的“酸”還是從“聲酸”來的。而所謂“書生氣味酸”該就是指的這種“酸餡氣”。和尚雖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卻要學吟詩，就染上書生的酸氣了。書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歎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窮苦到他們嗟歎的那地步；倒是“常得無事”，就是“有閑”，有閑就無聊，無聊就作成他們的“無病呻吟”了。宋初西昆體的領袖楊億譏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歎老嗟卑的太多。但是杜甫“竊比稷與契”，嗟歎的其實是天下之大，決不止於自己的雞蟲得失。楊億是個得意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說出這樣不公道的話。可是像陳師道的詩，歎老嗟卑，吟來吟去，隻關一己，的確叫人膩味。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無病呻吟”，也就是有些“酸”了。
道學的興起表示書生的地位加高，責任加重，他們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歎也更多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學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麵前賣弄那背得的幾句死書，來嗟歎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讀書人的空架子。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似乎是個更破落的讀書人，然而“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家說他偷書，他卻爭辯著，“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孩子們看著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著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下腰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於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
破落到這個地步，卻還隻能“滿口之乎者也”，和現實的人民隔得老遠的，“酸”到這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憐了。“書生本色”雖然有時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氣總是可笑又可憐的。最足以表現這種酸氣的典型，似乎是戲台上的文小生，尤其是昆曲裏的文小生，那哼哼唧唧、扭扭捏捏、搖搖擺擺的調調兒，真夠“酸”的！這種典型自然不免誇張些，可是許差不離兒罷。
向來說“寒酸”、“窮酸”，似乎酸氣老聚在失意的書生身上。得意之後，見多識廣，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那時就會不再執著在書上，至少不至於過分的執著在書上，那“酸氣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書生也並非都有酸氣。他們可以看得開些，所謂達觀，但是達觀也不易，往往隻是偽裝。他們可以看遠大些，“梗概而多氣”是雄風豪氣，不是酸氣。至於近代的知識分子，讓時代逼得不能讀死書或死讀書，因此也就不再執著那些古書。文言漸漸改了白話，吟誦用不上了；代替吟誦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誦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們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們雖然還有些閑，可是要“常得無事”卻也不易。他們漸漸丟了那空架子，腳踏實地向前走去。早些時還不免帶著感傷的氣氛，自愛自憐，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這也算是酸氣，雖然念誦的不是古書而是洋書。可是這幾年時代逼得更緊了，大家隻得抹幹了鼻涕眼淚走上前去。這才真是“洗盡書生氣味酸”了。
《世紀評論》。論 朗 誦 詩
戰前已經有詩歌朗誦，目的在乎試驗新詩或白話詩的音節，看看新詩是否有它自己的音節，不因襲舊詩而確又和白話散文不同的音節，並且看看新詩的音節怎樣才算是好。這個朗誦運動雖然提倡了多年，可是並沒有展開；新詩的音節是在一般寫作和誦讀裏試驗著。試驗的結果似乎是向著勻整一路走，至於怎樣才算好，得一首一首詩的看，看那感情和思想跟音節是否配合得恰當，是否打成一片，不漏縫兒，這就是所謂“相體裁衣”。這種結果的獲得雖然不靠朗誦運動，可是得靠誦讀。誦讀是獨自一個人默讀或朗誦，或者向一些朋友朗誦。這跟朗誦運動的朗誦不同，那朗誦或者是廣播，或者是在大庭廣眾之中。過去的新詩有一點還跟舊詩一樣，就是出發點主要的是個人，所以隻可以“娛獨坐”，不能夠“悅眾耳”，就是隻能訴諸自己或一些朋友，不能訴諸群眾。戰前詩歌朗誦運動所以不能展開，我想根由就在這裏。而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不但廣大的展開，並且產生了獨立的朗誦詩，轉捩點也在這裏。
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起於迫切的實際的需要——需要宣傳，需要教育廣大的群眾。這朗誦運動雖然以詩歌為主，卻不限於詩歌，也朗誦散文和戲劇的對話；隻要能夠獲得朗誦的效果，什麼都成。假如戰前的詩歌朗誦運動可以說是藝術教育，這卻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對象不用說比藝術教育的廣大得多，所以教材也得雜樣兒的；這時期的朗誦會有時還帶歌唱。抗戰初期的朗誦有時候也用廣播，但是我們的廣播事業太不發達，這種朗誦的廣播，恐怕聽的人太少了；所以後來就直接訴諸集會的群眾。朗誦的詩歌大概一部分用民間形式寫成，在舊瓶裏裝上新酒，一部分是抗戰的新作；一方麵更有人用簡單的文字試作專供朗誦的詩，當然也是抗戰的詩，政治性的詩，於是乎有了“朗誦詩”這個名目。不過這個名目將“詩”限在“朗誦”上，並且也限在政治性上，似乎太狹窄了，一般人不願意接受它。可是朗誦運動越來越快的發展了，詩歌朗誦越來越多了，效果也顯著起來了，朗誦詩開始向公眾要求它的地位。於是乎來了論爭，論爭的焦點是在詩的政治性上。筆者卻以為焦點似乎應該放在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或獨占的地位上；筆者以為朗誦詩應該有獨立的地位，不應該有獨占的地位。
筆者過去也懷疑朗誦詩，覺得看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不像我們讀過的那些詩，甚至於可以說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對的，朗誦詩的確不是那些詩。它看來往往隻是一些抽象的道理，就是有些形象，也不夠說是形象化；這隻是宣傳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完整的藝術品。照傳統的看法，這的確不能算是詩。可是參加了幾回朗誦會，聽了許多朗誦，開始覺得聽的詩歌跟看的詩歌確有不同之處；有時候同一首詩看起來並不覺得好，聽起來卻覺得很好。筆者這裏想到的是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乳母的名字）；自己多年前看過這首詩，並沒有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聯大的“五四”周朗誦晚會上聽到聞一多先生朗誦這首詩，從他的抑揚頓挫裏體會了那深刻的情調，一種對於母性的不幸的人的愛。會場裏上千的聽眾也都體會到這種情調，從當場熱烈的掌聲以及筆者後來跟在場的人的討論可以證實。這似乎是那晚上最精彩的節目之一。還有一個節目是新中國劇社的李先生朗誦莊湧先生《我的實業計劃》那首諷刺詩。這首詩筆者也看到過，看的時候我覺得它寫得好，抓得住一些大關目，又嚴肅而不輕浮。聽到那洪鍾般的朗誦，更有沉著痛快之感。筆者那時特別注意《大堰河》那一首，想來想去，覺得是聞先生有效的戲劇化了這首詩，他的演劇的才能給這首詩增加了些新東西，它是在他的朗誦裏才完整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