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這種政治上的領袖是否“上帝”所“給”的，倒不值怎樣的注意，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他能否解決全國大多數人所亟待解決的問題。德國的情形和中國的不同，但大題目也隻有兩個：一個是對外問題，尤其是取消“凡爾塞條約”問題；一個是對內問題，尤其是救濟失業問題。我覺得“上帝”所“給”德國人民的“政治領袖”所幹出的“領袖政治”，對這兩個問題，似乎隻有“口惠”，實際都沒有辦法。這層此刻暫且慢談，後麵當有專篇作事實上的分析。
我此時要提出可以注意的幾點如下：
(一)上麵所述的那種方式的政治領袖，也決不是像天上憑空掉下來的一件東西。例如德國的希特勒，去年1月間所以得一躍而上政治舞台，實當時實際環境所湊成。德國自社會民主黨秉政以來，不主張徹底改革，隻在現社會組織下努力，始終為資產階級利用，後來資產階級鑒於勞動階級的聲勢日大，深覺社會民主黨之不足再供利用，乃索性揭開假麵具，利用國社黨，作明目張膽的壓迫，以作最後的掙紮。
(二)這種所謂政治領袖，在未上台以前，要奪取政權，也要用欺騙方法，取得一部分民眾的擁護；這種欺騙，所以能有相當的效力，是因為他從前未在政治舞台上有過惡印象留在民間的緣故。倘若早已久執政權，統治得一團糟，信用掃地，要想再用欺騙方法，利用“領袖政治”的新招牌，那更是一件難事了。
(三)在外國所見的這種所謂領袖政治，雖未見他們對國事有何根本的辦法，但他們個人方麵，還能稍稍顧點麵子，不得不做出一點勤廉的樣子，像希特勒最近聽說連薪水都不要，全部捐作黨費，這於社會根本問題的解決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並不值得怎樣的讚揚，但比之東一個別墅，西一所洋房，窮奢極欲的政治上的所謂“要人”，給人的印象究竟有些不同。
最後關於“領袖”這個東西，還有一點感想要附帶地說一說：我在柏林的時候，屢次聽見有中國友人看見德國有一班人大捧他們的領袖希特勒，便慨乎言之地說中國人就缺乏這種“美德”(?)，說中國人就不肯擁護領袖，並肯定地斷言中國之沒有救藥，病根就在這裏。關於這一點，我卻有些不同的感想，我覺得中國人最重視領袖——不過我們所重視的領袖是真能在行動上事實上表現他能為大眾犧牲努力的領袖，倘隻叫中國人對著掛空招牌的領袖舉手行禮高呼“×××萬歲!”這玩意兒是弄不來的。關於這一點，事實上的佐證多得很，隨手拈來就是。試舉一二比較近的事實說，在舉國民眾熱烈抗日高潮的時候，馬占山將軍在嫩江率軍血戰抗日，全國人民對於他的崇拜的種種表現，實難形容；杜重遠先生當時到四川重慶一帶去演講救國運動，甚至看見有人把他的相片排列在祖宗牌位一起，有人希望他有機會做中國的大總統!上海十九路軍血戰抗日，全國民眾對於他們的領袖及士兵們的崇拜，其種種表現，也是出於衷心而為我們所共見的。我當然不是說這些人就可以做中國政治上的領袖，我是要證明中國人所要重視的領袖是在行動上事實上有辦法為大眾努力的領袖，不是掛著空招牌擺著空架子的領袖。如有人自以為是中國的領袖而怪中國人民不知或不肯擁護他，我要請他問一問自己有了什麼，做了什麼，足以引起中國人民的信仰和敬重!
1934年6月2日，倫敦褐色恐怖
德國現在政治的特點：第一是領袖製度，其精神所在是中國古語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認為人類中有生而為領袖的，有生而為被統治的，隻須由頭等領袖指揮一切，次第三等……領袖襄助他，統治大眾。這個特點，上文已略述梗概。第二特點便是殘酷無比的“褐色恐怖”。這種情形，在德國僅能略有所聞，因為他們也知道無人道的慘酷行為不是一件榮譽的事情，所以力守秘密。但新聞記者究是無孔不鑽的惹人厭惡的東西，像英國最著名的一種報紙——《曼徹斯特導報》——便常有確鑿事實的通訊記載。(聽說這個報在德國曾有一時禁止進口。)此文所述的事實，有的就是撮取該報上最近數月來所記的材料。
在德國拘留政治嫌疑犯，或完全被誣，冤枉捕去的人們，都關到所謂“Concentration Camp”，在中國報上有人譯作“特別拘留所”，加上“特別”的形容詞，也許易於使人誤會為含有“特別優待”之意，其實其中的慘酷情形，雖不一致，但大抵都無導於人間地獄；而且尋常所謂“拘留所”是待審之處，在此處則活該受罪，無審之必要!這個名詞的原字意義是“集中的營幕”，事實上就是把整千整百的被認為有政治嫌疑的人，或不自知怎樣得罪了黨老爺的人，不由分辯地拘往聚在一處，有的住在很苦的屋子裏，有的竟是同聚在露天的大場上，好像犬豕似的。現在這種“營幕”有數十處，宛轉呻吟在這裏麵的有五萬人左右，時時還有大數量的補充。這裏麵最慘的是鞭撻，打得死去活來的鞭撻。打時用的鞭是牛皮做的，中間鑲著一條鋼；這種牛皮鋼鞭，也就是犯人們自己做的。打的數目由二十五下至七十五下不等。從前做過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職員的，拘入後不問有何理由，普通的規矩是先須赤身打一頓。素以模範見稱的達孝(Dachau)“集中營幕”，去年8月18日的前一日拘進二十五個人，在這一天都毫無理由地被拉出來赤身鞭撻一頓，算是行入門禮，最淒楚的是住在附近的犯人聽著被打者的慘號的哭聲，打得昏倒過去了，有醫生打針救回來，醒後再打!
去年7月，柏林的“秘密警察”抓去一個音樂家，被指為嫌疑犯，被引入一個囚室，裏麵燈光如豆，黑暗得很，有八個SS(黑衫黨員，稱防衛團，亦即國社黨員，其他位較SA即褐衫者高，穿褐衫者稱衝鋒團)在那裏等著。囚室裏麵隻中間有一張桌子，他被伏縛在上麵，兩腳有繩縛住，兩個SS拉著他的手臂，兩個SS同時開始鞭撻，叫他招出同伴的人。他隻被打四五下的時候，已痛苦難受，用手掙紮，腳上的繩被弄斷了，他用力掙起來，請他們把他立付槍決，情願速死；他們哪裏肯許，綁上去再打，他痛不可當，大呼“招了!招了!於是再打幾下之後，被拖到樓上另一個地方去，他上梯見一玻璃窗，即打算自殺，跑上去把玻璃打破，割破手臂間的血管，SS趕上來打時，見血流如注，才把他銬上，交給獄卒帶去，獄卒替他塗上一些碘酒，把布包紮起來。後由一個醫生很粗暴似的來驗視一下，睨視他手上的包紮和背上的傷痕，問打了幾下，獄卒答說“十五下”。
挨了種種的拷打酷刑，還有代守秘密的責任。萬一幸而得以生還，固然是應該三緘其口，就是在拘留所裏，也須守口如瓶。據說有一個“秘密警察”的警官偶而看見了一個這種犯人的麵上傷痕一塌糊塗，問他“為什麼這樣?”這個犯人很不識相地回答說：“我是曾經被打的。”這警官聽了接續打他幾下，申斥道：“你胡說八道!這裏是向不打人的，不要忘記!”這個犯人趕緊低聲下氣地求饒道：“我誤會了，以為你要知道真實的情形。現在我知道了，我是曾經跌了一次，把自己跌傷的。”
這類行為是出於“秘密警察”和SA及SS一班人物，是國家法律所不能製裁的，而且是不許外人知道的，可稱為“秘密的恐怖”，此外還有所謂“合法的”恐怖。因為這種號稱“合法的”恐怖而被砍頭者之多，為德國從來所未有。因為這些砍頭的罪還經過形式上的法律程序，所以不很受人注意。其實它的恐怖程度並不減少，因為這類法律是追溯已往的，有許多被認為犯罪的事實，或甚至虛構的口實，都是在1932年的事情，而殘酷的新律卻是去年才頒布的，卻引來責罰在未有這種法律以前所發生的事情。例如有六個工人於去年11月在科隆(Cologne，德國西部的一個重要城鎮)被砍頭，據說是因為在1932年殺了一個褐衫黨人。其實這裏麵有幾個犯人，一點沒有殺人的證據；還有其他的，法庭也無法否認他們不是出於自衛的行為，因為在那時各黨鬥爭的時期內，褐衫黨人謀刺別人的也不勝其數。但是這六個人的腦袋竟被砍掉，而且是用斧頭很笨拙地硬砍一陣，死得很慘。據當時目睹的人說，形狀之慘，非筆墨所能形容，所能說的，是當時這六個人都很勇敢地就死就是了。
倫敦《每日快報》駐德特派記者史蒂芬斯(PembrokeStephens)最近(本年5月底)因通訊觸怒德當局，被德當局逮捕，最後被驅逐出境，據他說在德國警局裏，曾聽到婦女的呻吟聲，又看見牆上掛著不少砍了頭鮮血淋漓的屍身相片，宛轉掙紮而死的慘狀。他便向伴著他的幾個偵探詢問，說據他在德所聞，犯人和政治犯被砍頭時，是由劊子手拿著斧頭當麵向仰臥的人砍下去，他們極力否認，說並非當麵，不過用鐵鏈拖到砍頭架上，由劊子手從犯人背後砍過去。其實“當麵”也罷，“後麵”也罷，不用槍決而用殺頭(死非其罪還是另一問題)，殺頭不夠而還要用斧頭來亂砍一陣，這也算是日耳曼文化或文明的極端表現了!
這類恐怖，被認為“劣等種族”的猶太人固然遭劫最慘，被尊為“優秀人種”的日爾曼人也在所不免。
曆史上的大革命，雖都難免有一段恐怖時期，但像這樣無人道的慘酷情形，尤其是在文化比較進步的近代，卻絕無僅有，況且說不上什麼革命，實際幹脆是反革命，這種殘酷的恐怖就簡直是向文明人類挑戰了。
1934年6月3日，倫敦運動大檢閱
我們在莫斯科開始參觀的第二天(7月24日)下午看到莫斯科的“運動大檢閱”。據說這天是蘇聯的“青年日”，全國各城市都舉行這樣大規模的“運動大檢閱”。蘇聯每乘著對於大眾有重要意義的事情，便動員大多數人作集團的遊行或檢閱，借以鼓舞大眾的振作精神和前進的勇氣。像這天在莫斯科所見的這種“運動大檢閱”，也含有這同樣的作用。
這天參加“檢閱”的男女青年有十餘萬人，下午6點鍾在紅場會齊受檢閱。在下午3點後，在街上隨處可見健壯的男女青年列隊挺胸緊步隨著軍樂隊向前進發。各隊男女都穿著運動衣，這運動衣的花樣很多，顏色也不同，都很美觀，聽說都是由運動員所屬的工廠供給的，毫不取費。運動種類有駛船、網球、足球、槍擊、團體操種種。駛船運動員各人肩上負著一把槳。持網球拍的男女列隊而行者就有一千五百人之多，網球本是有閑階級才玩得起的，現在也這樣的“普羅”化了。乘腳踏車的運動隊亦有數千人，這些腳踏車也是工廠盡義務供給與該項運動員的。有許多男女青年的槍擊隊，持槍作待擊勢。他們和她們經過街上時都邊走邊唱歌，步伐整齊，歌聲宏壯，誰看了都要為之精神一振。不講全部的健康美，就是許多健美的裸露著的臂和腿——想象幾十萬條的健美的裸露著的臂和腿同時突現於你的眼簾——也就夠欣賞了。
在紅場各種運動員整隊前進，在每一處每分鍾走過者約以八百人計，也要三小時才走完!全體在紅場中會聚時，萬頭攢動，蔚為奇觀。每隊向前進發時，莫斯科體育委員會(Moscow Physical Culture Council)的負責人安梯樸夫(Antipov)等向他們行軍禮致敬，他們同時歡呼聲震天。安梯樸夫向全體詢問，“你們準備好了嗎?”全體應聲：“準備好了!”這一問一答是在蘇聯一種最重要最通行的問答。準備什麼?準備建設新社會的工作，並準備保護這新社會的防衛；說得簡單些，便是“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
“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這是蘇聯在現階級中積極提倡體育的最主要的目的：造成健康的青年，使他們能負起建設新社會所須努力的工作，並能負起防衛這新社會所須執行的責任。他們提倡體育，既把這個最主要的目的做出發點，所以：(1)所謂體育，並非尋常所謂“運動”(Sports)——即擅長運動技術中一技之長，如快跑或跳高之類——所能概括，乃是為準備能善於工作和防衛起見，使全部身體獲得有係統的和普遍的發展，因此於煉身之中，同時要注意陽光、空氣和水的盡量利用，使全身機構由此堅強；同時要注意在工作時候以及在家裏時候都有合於衛生的習慣。(2) 體育的實施，力求普遍於大眾，並不限於養成幾個打破紀錄的運動員；所以在蘇聯，運動的組織並不以打破紀錄的本身為目的，最多不過借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參加，而且每兩年須由醫生檢驗身體，注重全部身體的健康，避免隻顧打破某項紀錄而反致妨害全部健康的流弊，因為這樣的運動員既不宜於工作，也不宜於防衛。我們隻須看蘇聯的運動員，一來就是幾十萬人列成大隊，簡直隻看見集團，不看見個人，便可概想所謂普遍化的意義了。(3) 增進健康，其主要目的不但在增加工作的精力，而且也在增加防衛新社會的實力，所以“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徽章非常受重視。這種銅質徽章上麵鑄成一個運動員的模樣，並鑄著GTO的字樣。(G代表俄文Gotovo，意即準備；T代表Troudon，意即工作；O代表Oborona，意即防衛。)在這天許多運動員的大隊中，你能看見不少男女青年胸前左邊掛有這樣的GTO徽章。不但在這一天，就是你在平常夜裏到公園去看時，也可看到那時已脫下工作時的衣服，穿上漂亮衣服的女工們，在這漂亮的衣服上也常掛著這樣GTO徽章。這是他們或她們的榮譽!因為要獲得這徽章，須經過許多類的體育試驗及格，尤其注意的是近代兵士所必具的種種能力：例如瞄準(即開槍用的)、遊泳、搖槳、騎馬、乘機器腳踏車、開汽車等等。得到這樣徽章的人，即表示對於這些能力都已具備，也即是表示已有“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資格了，這當然是這新社會裏麵的一個公民的榮譽。依統計所示，1932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年——在蘇聯六百萬“體育員”(Physical Culturist)裏麵，經過試驗獲得GTO徽章的隻有六十萬人；而在“運動大檢閱”的這天，據安梯樸夫報告，去年(1933年)獲得這徽章的已達六百萬人，今年(1934年)還隻半年，獲得這徽章的已達六百萬人，這是怎樣地猛進!“為工作和防衛而準備”是怎樣地在那裏猛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