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收入1937年5月上海生活書店版《萍蹤憶語》)大罵學校的當代文豪
英國的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是世界一位很著名的文學家，常能本他冷眼的觀察，發出驚人的議論，最近有一位女記者見著他，這樣的問他道：“假使你現在能夠重複過你小時的學校生活，你肯重新進學校去過那同樣的學校生活嗎?”
這個文學界的怪傑聽了反詰她道：“你想一個人被法庭定了罪去做苦工，做了之後再肯重做一番嗎?”那位女記者倒被他問得發呆!他繼續的說，凡是愛學校的兒童，都是那些怕父母比怕教師還要利害的兒童。講到他自己呢，他老實宣言，他在學校時候是用堅決的怠惰來救了他的腦子，未致破壞!他說他絕對不肯死記那些隻備應考的東西。他又繼續的說，他急欲保全他的腦子的本能，使他在學校裏上地理課的時候，在翻開的地理教科書下麵放著一本小說偷看。
那位女記者聽他這樣把學校痛罵一頓之後，接著問道：“近世學校對於兒童方麵的自由，是否比從前那樣訓練好些?”
蕭伯納答道：“這我卻不知道。不過在我從前所進的學校裏，既無所謂自由，也無所謂訓練。他們隻叫你死讀他們所教的書，隻叫你靜坐，倘若你不照他們的話做，他們就打你幾下，強迫你那樣做!”
那位女記者不因他的痛罵而有所畏卻，臨走的時候還問一句：“照你看起來，現在國家費了許多錢實施教育，能希望得著什麼結果?”他答道：“照現在的情形，所能希望得著的結果是道德的和智慧的萎靡不振，加上文字上及言語上的鄙陋盲塞!要實施一種合理的，真誠的，切合實用的教育製度，也許在一二代之後，能希望全國受得真正的教育。”
我介紹蕭伯納這一番議論，決不是勸做學生的人做什麼“堅決的怠惰”，也不是勸他們做什麼“在翻開的地理教科書下麵放著一本小說偷看”，是要喚起做家長的，做學校當局及教師的，以及做青年的人， 要注意天才，要注意所學的是能合於青年的個性，不要湖塗，不要蠻幹。蕭伯納自己恨極了那些破壞人家腦子的學校，所以很偏激的說他自己在校裏堅決的怠惰，其實他無時不在那裏留心他自己的天性，留心他自己的天才，他的偷看小說是含有意味的，是自己知道天才是在文學界的，不是偷懶的事情，不然，也就糊裏糊塗的過日子，哪裏想得到什麼“保存他的腦子”呢，所以他的“堅決的怠惰”是指不肯讀死書方麵講，他的精力是另有所注的，天下決沒有真正怠惰而能成功的人。
我們自己要常常留心默察我們的特長和特殊的興趣，朝著這個方向準備修養，尋覓機會作盡量的發展，各盡天賦，希望對社會有最大的貢獻——各人無賦範圍內的最大貢獻。
這不僅是在求學時代應該如此，一個人的一生是天天在進步的路上向前走的，所以就是在社會上做事的人，就是有了多少成功的人，一麵做事，一麵還是要修養的，還是要常常增高自己的知識的，不然，便要做時代的落伍者，就好像停了機的壞了的機器一樣。
蕭伯納還有一句驚人的話，他說“一個人過了四十歲都是無用的”。有人批評他說，蕭伯納自己現在已活到七十多歲了，照他的說法，他自己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豈不是虛度了嗎?但是我們聽說他卻仍是活潑潑的，仍是很健旺的，筆健，腦健，身健，好劇本仍是源源不斷的寫了出來。講到他的身體，看上去好像是練好來比賽體格似的，他不但在心智方麵有繼續的良好訓練，因此有了“老當益壯”的趨勢，就是體格方麵也有繼續的良好訓練，因此也有“老當益壯”的氣概。所以著作家霍普卿斯(RThurston Hopkins)曾經說過，蕭伯納參加公開辯論的時候，他那樣精神飽滿，持久不懈的精力，已使人覺得他已勝人一籌。
這樣一來，他雖到了七十三歲，還是很有用的，還是很有貢獻於社會的，這就在乎他的繼續不斷的進步，就在乎他年雖老而精神不老能力不老的緣故。像尋常的人，不求進步的人，過了四十歲就說他無用，似乎並不算冤枉，因為你看平日不求進步而過了四十歲的人，他的思想是何等的頑固，他的行為是何等的頑固!他的頑固不但害了自己而且阻礙社會進化是何等的可恨!但是他的頑固，他的無用，不是到了四十歲而由一朝一夕造成的，是在平日，是在四十歲以前的許多平日，不求進步而使然的。所以我們大家要記著：一個人的一生是天天在進步的路上向前走的。
(原載1929年4月14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20期)蕭伯納的夫人
英國的蕭伯納是現代的一位名震世界的文學家，他幼年對於自己個性及特長之愛惜，與後來投身社會之奮鬥生涯，記者曾兩次為文敘述其概略。誠以一個人在學問或事業上真能有所樹立，聞者往往眩於他的聲譽震動寰宇，但見其光耀境域，而初未想到天下無不勞而獲的真正學問，無不勞而獲的真正事業，此種光耀境域的底麵，實含有艱苦困難的處境，咬緊牙根的努力，所以像蕭伯納那樣的經曆，很值得我們的注意。我現在要談談這位文豪的家庭，所以要接著做這篇短文，把蕭伯納夫人之為人，介紹給讀者諸君。
蕭伯納夫人在未嫁以前是平湯馨女士(Charlotte Frances Pagne-Townshend)，對於社會服務，非常盡力，所以關於社會改造的各種運動，她無不用全副精神參加。她富有組織的能力和管理的能力，但她不喜歡出風頭，因此在實地去做的方麵常看見她在那裏欣欣然盡其心力的幹，在報紙上和可以吸引公眾注意的場所，卻不大看見她的名字和蹤跡。
她遇著蕭伯納和他做朋友的時候，老蕭還是一個無名小卒，還是一個正在努力競存的新聞記者，但是她已經很敬重他的才學，很敬重他的為人。 有一次蕭伯納因意外受傷，一病幾至不起，由女士盡心看護，竟獲痊愈，痊愈後他感於女士的情誼 ，就在1898年和女士結婚，得女士的鼓勵和安慰，使他能夠棄新聞業而專心致誌於他天性及特長所近的事業——戲劇的著作。當時蕭伯納已經四十二歲了。有誌努力的人，四十二歲也還是可以努力的，不怕遲；年紀更小於此的，更是不必自餒了。所最可怕的是年未老而精神先老，體格先老，誌氣先老，那就雖然不是“老朽”，卻已是“朽木不可雕也”的青年或壯年，實際上已成了“青朽”或“壯朽”了。
蕭伯納至今談起他們倆舉行結婚禮時候的一段笑話，還笑不可抑。據他說，當時他們倆的婚禮是定在一個注冊局裏舉行的。他預先在許多朋友裏麵請定兩位做證人，這兩位之中有一位就是很著名的社會哲學家瓦勒斯(Graham Wallas)。他們這兩位朋友逢此盛會，都把最好的衣服穿在身上，比那天的新郎不知道好了多少，因為當時的蕭伯納所有的衣服，簡直沒有一件夠得上“最好的”形容詞。那位新郎雖在那裏起勁得很，但是那位準備主持婚禮的注冊辦事員卻不以為他是新郎，所以當行禮的時候，證人和新郎新娘立在一起，那位注冊辦事員開口執行主婚的當兒，竟把眼睛望著那位一身穿著“最好的”衣服的瓦勒斯，險些兒把平湯馨女士嫁給他!這個錯誤當然立刻即被糾正，但當時的那幕情景卻令人發噱。
蕭伯納夫人是一位嫵媚悅人藹然可親的女子，她的溫柔和善的性情和態度，凡是遇著她的人，沒有不受感動的。她的幽默的天性，和蕭伯納一樣，無論她的家庭在倫敦的什麼地方——從前在倫敦的愛德爾飛(Adrlphi)，最近在倫敦的懷德荷(Whitehall)——那個地方的許多朋友以及他們的家庭，都覺得她的感化力之偉大。
蕭伯納夫人對於自己家庭的布置安排，異常的簡靜而合於美術。這種和諧的環境，愈益引起蕭伯納的文思。這種和諧的環境，任何人的躁急性子，都要被它所融化。
蕭伯納夫人是她丈夫的親密的伴侶；她對於他的事業，對於他的思想，具有十分的熱誠與同情，無時不在那裏協助他，鼓勵他，安慰他。她所以能成為她丈夫的同情伴侶，尤其因為她自己也是有文學的天才，不過因為她丈夫的盛名而掩蔽了不少。
蕭伯納夫人對於英國的舞台上的文學，有一個很重要的大貢獻，便是她不畏艱難的把法國的著名戲劇家白利歐(Eugene Brieux 1858)的劇本介紹到英國來。她敬重白利歐的劇本，好像她丈夫有一時敬重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挪威的著名戲劇家及詩人)的劇本一樣。白利歐 也是一位社會改造家，他有勇氣批評近世文明裏的缺點，以及曆代相傳視為當然的許多問題。蕭伯納夫人自己也是一位社會改造家與理想家，所以對白利歐的著作很表同情，就把他的許多名著，由法文譯成英文，譯本暢達流利，聲譽鵲起，同時因為她自己也是英國舞台協會執行委員之一，用許多方法勸請審查委員會允許白利歐的劇本在英國舞台上演，其初有許多人反對，後來終因她的毅力主持，獲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