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人生才能關心藝術。
偉大的激情能帶給我們複蘇的生活感，愛的悲歡和熱烈活動的各種形式，無論我們是否感興趣，這些形式都會自然地來到我們許多人中間。但記住隻能是激情，才真正使你收獲複蘇的意識的果實。詩的激情、美的渴望、為藝術而愛藝術，這裏都蘊蓄著最高的智慧。藝術喚醒你時坦率直言，它隻把最高的品質賦予稍縱即逝的人生瞬間，而且它僅為那些瞬間而來。
如果不先描述我們整個不得不隨遇而安的現行社會狀況，便無從談論藝術和人生，而對現行社會狀況的指斥、抨擊，無論怎樣猛烈也不過分。我們今天習慣於把實利主義的西方看成沒有心髒的文明，那另一方麵，我們自己的文明則是沒有靈魂的，或根本沒有意識到其靈魂的存在。倘若說西方人被自身的高效機械和鬧哄哄的景象拖向無人可知的去處，那我們所知的這個野蠻殘忍的社會，則是一潭肮髒腐臭的死水，四周爬滿了蠅營狗苟的蟲蛆，散發著腐爛和僵死的氣味。事實上，無需極端憤世嫉俗的人斷言，中國是一個體質羸弱、理智殘廢、道德怯懦、精神貧瘠的堂皇國家。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人們絕難體驗到音樂的激情、理智的亢奮、崇高的愛的悲歡，甚或宗教、美學上的極樂瞬間，即使確曾有過。任何形式的理想主義不僅不被接受，反而注定必受到誤解和譏誚。人們所有的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或如雪萊所說，是精神死亡。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藝術--音樂、繪畫、詩歌、雕刻、戲劇、建築和舞蹈。在十四五世紀前的北魏時期，我們經曆了偉大的雕刻時代，但有幾個人看到並真正欣賞過那些雕刻藝術的哪怕斷簡殘篇，更不用說世界雕刻最卓越成就之一的山西雲崗石窟？音樂很久很久以前就成了春天的伊甸，也許再也不能複活。而今，音樂的聖責更是可悲地退化到粗俗的京胡和琵琶手手裏，這隻能為那些所謂的戲院營造點氣氛。繪畫是另一番慘景。我們領略過吳道子開闊朗暢的畫風，欣賞過王維博大而精細的畫卷，近些時候，也看到過金冬心平靜沉實的構圖，這些模糊的記憶便足以教我們難以忍受目前十足的匠氣、假冒的模仿和直接的欺騙，而沒有半點獨到之處和創造力。那些九流歐洲創作法的追隨者們，技巧幼稚，想象貧乏，還不如那些刻守傳統形式的畫家，後者好在還能帶給你幽默，使你微笑，而前者則常常使你敗興，刺激虐待狂的變態心理。戲劇作為一種藝術實在是不足掛齒，雖然一些老式戲劇作為一種通俗的大眾娛樂形式值得稱道，並很好證明了狄更生先生所講的中國人的幽默感。著名戲劇評論家格倫威爾巴克說：“一個民族的偉大，一個種族靈魂的精深，是以其悲劇性詩歌和戲劇的成就來衡量的。”悲劇的本質是精神危機的一種藝術再現，我們中國人還沒有這門藝術，也沒有任何可以取而代之的東西，因而無法測定我們的悲劇才能。我們甚至從未意識到既美好又可怕的靈魂的現實，並為顯然精明地回避、忽視這種現實而自得。現代建築也毫無藝術價值，以北京為例，“公理戰勝”碑達到了建築學醜惡的頂點，當你走進中央公園，這座紀念碑必定使你敗興。至於舞蹈，無需多說，我們非常滿足於梅蘭芳、琴雪芳在《天女散花》和《嫦娥奔月》中的優美姿態。
談到詩歌，我們想不出更悲慘的境遇了。稍一提及樊樊山和易實甫，就令人作嘔。庚子式的愛國詩人悲歎慟哭，浪費了那麼多眼淚，卻沒讓人記住他們的詩。今天的打油詩人仍然眾多，可過去了幾個世紀，真正的詩人尚未出現。但有人會提出異議，我們不是有所謂的新詩嗎？是的，所以我們還不至於絕望。但遠大的前途並未導致我們的批評才能沉睡，誤以為我們確實有了真正的詩歌。相反，迄今為止的嚐試實在不盡人意，而在雜誌、報紙、學校年刊和情書中，人們注定要遇到我所說的荒謬運用一些未經消化的理論。新詩表麵上是現實主義，但骨子裏卻是完全的非現實性；甚之，還有毫不自然的自然主義，沒有象征意義的象征主義。換言之，隻要達到某種主義，便沒有人肯冒昧稱其為詩。我不用舉例來證明我的評估，那些跟上這一運動的人會明白，我所作出的令人不快的評決一點也不偏激過分。
好了，這一概述足以說明我們無藝術可信。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這種可悲的事態，它是怎樣產生的。對我來說，理由很簡單：我們沒有藝術恰恰因為我們沒有生活。
中國人是一個品德兼備、聰明智慧的種族，但我們從沒有完全認識和表達自己，而希臘人和羅馬人通過生活覺性的藝術中介這樣做了。著名批評家沃爾特 “思想上對人生本身沒有真正理解，就無從認識崇高的人性特征。”這是我所知的對我們文化最令人信服的批判。我們的聖人，像今天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一樣，在致力一項絕非容易的艱苦工作，隻是方式不同。他們平衡、協調人與人之間所共有的明顯的欲望，諸如食物、性等。可是天哪，他們竟忘了人不僅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需要精神上的關心和食糧。因此，孔教雖令人歎服，但經後人歪曲更易之後付諸實踐，就產生了一種依賴於安閑的感傷基礎之上的文化。這種文化也許有其可愛之處，但它除了故作多情以外，別無其他，而且把人的精神視為不值一理的東西。
他們忘卻精神，壓製理性。孔子卓越地給人的感覺外延和享樂劃定了界限，教我們依賴於他從未界說過的準則，即禮。
老子和莊子更用迷人的語言，使我們迷惑的頭腦認識到，生活完滿是一個理想的怪物，就像莎士比亞筆下70歲的老娃娃，沒有牙齒，沒有眼睛，沒有口味，沒有一切。要是這位紳士一旦生出感覺器官，就無法保持其生命的完整，就會立刻分散、摧毀人與生俱來的能力。愚鈍的墨子也是如此，要是人類滿足於食草住穴，拋棄自然感官可能發現的一切形式，他才欣喜若狂呢。
中國人不承認靈魂，否認知覺，在原生力下活動著的獨特意誌，部分通過抑製，部分通過升華，被引入到“安全”、實效的途徑。中國人成為這樣一種生物：沒有宗教，沒有愛，甚至沒有任何的精神冒險。真誠的朋友如洛斯狄更生、伯特蘭羅素、艾琳鮑爾小姐對我們冷靜的生活態度、中庸之愛、通情達理和謙恭禮讓等等大加讚賞。但對我來說，接受這種恭維的同時，卻不禁感到一種辛辣的反諷。因為冷靜的生活態度，除了明顯否定生活，窒息感情的聖火外，還能有什麼呢？中庸之愛除了作為思想、行為怯懦，生活淺薄單調的漂亮借口外，還能是什麼嗎？所謂受人奉承的理性、主義和謙讓精神，產生的隻是一種普遍的惰習和那個被我們稱做中華民國政府的荒唐怪物！啊，我們的朋友們能知道，我們以多大的代價才維持了一種表麵和平其實不然的生活方式嗎？而這一生活方式近來卻受到極端主義和騷亂的西方的嫉羨。
H。G威爾斯先生曾對我說，我們今天想得到的是和平，和平，和平，但絕不是那種羞怯、單調、令人窒息、悠閑懶散的和平，我所說的是積極主動、生氣橫溢、富有創造力的和平，如古雅典曾經實現的那種和平。所以說，對熱烈的愛，熱烈的宗教思想，我們確實太合乎理性了。柏拉圖所說“神聖瘋狂”的愛是不合理性的，熟知天主教教義的人應該聽說過，天主教教義裏把愛視為“偉大的聖餐”，與使化體相類似，它之所以不合理性僅僅因為它超乎理性之上。考文垂帕特莫爾寫道：“這種為蠢人們提供了謾罵口實的極端非理性情感，是愛最可靠的保證之一，是愛永不枯竭趣味和力量的主要泉源。除了科學家，還有誰對那些不及我們而能被我們領悟的東西如此看重並被深深打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