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居寺已經“三經”並存，成為佛教文化的“三經”寶庫。
法海寺壁畫稱得上是中國壁畫史上的傑作。
位於北京西北郊陽台山麓的大覺寺，是目前京城遺存不多的遼代古寺。
雲居寺
中國人做事向來喜歡湊熱鬧，有時就連清靜之地也因受牽連而得不到安生。當新聞媒體對外宣稱，從雲居寺地穴出土的石經板將於1999年9月9日9時9分9秒（中國人真愛趨俗，幹個什麼事都要挑良辰吉日，信仰了主義的亦不例外）重新埋回地下，雲居寺的香火一下子旺盛了起來。在此之前，似乎俗眾並不怎麼留意這個離城75公裏享有“北京敦煌”美譽的所在，頂多把它做個郊遊的好去處。即便今天，當呼朋攜侶的俗眾潮湧進石經展室，又有幾人以佛心駐足留連，誦上幾句經文。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政府文物部門將石經重歸地穴，是出於保護佛寶文物的用心，因為北京的大氣汙染日趨嚴重，孔廟的碑林、蘆溝橋的石獅均已被酸雨侵蝕得體無完膚，石經雖在室內，也難逃汙濁之氣的剝蝕風化，但幹嗎非要等到明年那“黃道日”，把佛事做俗了不可呢？
雲居寺的名稱最早見於唐總章二年（669年）的石刻上，隋唐時代已有相當規模。唐代石經山上有上寺，現寺址已無從考據，下寺即今遺址。遼、金時雲居寺以刻造石經知名，故有石經寺之稱，明代曾改叫西峪寺，清代又恢複了雲居之名。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修繕後的雲居寺享有了曆史上最大的輝煌，寺院規模最為宏偉：中路有院落五層，殿宇六進。每層院落因著山勢次第升高，各層正殿旁側又配有配殿，中路北側有僧寮客舍，左右分踞南北二塔，使得整體寺院建製更加雄偉宏闊，莊嚴壯觀，也顯出佛教寺廟建築獨特的審美情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裏曾做過德、奧等國的戰後拘留所。“七七事變”後，寺院遭到日軍炮火的嚴重破壞，瓦礫一片，南塔也於此時化為廢墟。在今天寺院的遺址上，遺物僅存建於遼代的北塔及其四隅建於唐代的四座小石塔。
北塔又叫舍利塔或羅漢塔，高約33米，下麵的基座和兩座塔身，平麵都是八角形。基座下部各麵都包砌有浮雕磚，上部有佛龕和浮雕佛像座，基座之上四周出鬥拱承托塔身。塔身以上是一層須彌座，座上有圓形複缽，再上麵是圓錐形的相輪部分，最上方是寶珠形塔頂。這種形式的遼塔，現在已極少能看到。四角的小唐塔平麵均是方形，塔身正麵有尖拱形塔門，中空形成一個龕洞，龕內正麵浮雕佛像，塔身以上是高約3米的七級石簷，外壁都有造塔時的陰刻紀年。
到雲居寺的遊客，多在寺院盤桓，而很少有人肯不惜力，出山門往東北走三裏山路，去看海拔400米白帶山（當地俗名小西天）上的九個藏經洞，洞內存放著自隋至明代的刻經石板4500餘石。因山洞中藏存石經，石經山便由此而得名。到雲居寺而不去石經山，真有點半途而廢的味道，好不可惜。況且雲居寺掠“北京敦煌”的美名，正是因了石經山的緣故。
據記載，把佛經刻在石板上藏在山洞裏的想法，源於北齊時的和尚慧恩大師。他親曆過統治者殺僧滅佛所造成的法難，大量手寫經卷頃刻化為灰燼，而一些摩崖刻石上的經文卻得以保存。他便立誓發願，要把佛經刻在石板上，封入洞中保藏，以免反複無常的帝王君主再興滅佛時，佛經重遭屠手劫難。
慧恩大師是否親刻石經已無處可考，據載石經山藏經洞和雲居寺的創始人靜琬和尚則幾乎是刻石經第一人。他是慧恩大師的弟子，隋時在幽州智泉寺出家，為踐師願，發誓要刻十二部石經。直到貞觀十三年（639年）靜琬入寂，十二部石經還沒有刻完，又由他的弟子徒孫四代承繼刻經，並得到金仙公主奏賜經本4000多部作為底本，先後刻經百餘部，分藏於各藏經洞中。
靜琬最初刻的146石石經板，現鑲嵌在石經山第五藏經洞的四壁，《華嚴經》全部藏於第八洞中。第五洞又名雷音洞，唐代叫石經堂，元代叫華嚴堂，是九洞中最大的一個，也是惟一開放式的藏經洞，前邊有門可以進出。洞以天然岩穴整修加固，呈不規則方形，長寬各約10米，中間支撐洞頂的是四根八角形石柱，各麵雕滿小佛1054尊，故稱千佛柱，雕工雋秀細膩，造像個個栩栩如生。其餘各洞均是封閉式，裏麵層疊堆藏石經板，洞門封固，人不能出入。
石經山的刻經自唐以降，時興時頓。遼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名僧通理來到雲居寺，刻經的同時，還為靜琬修造了一座石舍利塔--開山琬公之塔。通理有計劃地補刻前人所缺的經，使大乘經、律、論三藏齊備。石經刻完，未運上山。通理死後，他的弟子在寺院西南角挖開一地穴，將通理所刻的4080石小型經板以及道宗時刻成而也未放入洞中的大型經板180石，一並放入地穴，還在上麵建了一座八角形十一層簷的密簷式磚塔，作為埋經的標誌，這便是在抗戰期間被毀的後世稱為壓經塔的南塔。通理弟子善優所刻一百多卷十三帙石經，以及金代續刻遼代的經帙刻石，大都埋在了這個藏經穴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