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是隻有快樂，也不是隻有痛苦。快樂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襯托的。”
“世事滄桑心事定，胸中海嶽夢中飛”，這是1924年梁啟超書贈冰心的一副對聯，至今仍掛在冰心家的客廳中央。
其實，它正映照出冰心的人格理想與人生境界。“我一生九十年來有多少風和日麗，又有多少狂飆暴風雨，終於到了很倦乏很平靜的老年，但我的一顆愛祖國、愛人民的心永遠是堅如金石的。”
在“五四”一代作家中，比起廬隱的傾訴哀吟、纏綿悱惻，陳衡哲的熾烈情熱、委婉曲折，蘇雪林在母愛與情愛中沉浮等淑媛散文來，冰心散文的情感內涵並不那麼情濃情重，而呈現出一種情真、情韻風格。情真，在其絕無虛飾，情感淨潔而無雜質；情韻，在其雖刻骨銘心，卻並不潑灑淚血、咀嚼哀吟，表現出哀而不傷、憤而不怒的溫柔敦厚之美，最是單純、赤樸的發自內心的歡呼或感歎，“是一朵從清心裏升起的‘天然去雕飾’的芙蓉”。風格即是本人，清麗、典雅、純潔，是冰心為文，也是為人的品格。讀冰心的作品，真的讓人想起金聖歎所說的讀《西廂記》，須“掃地、焚香、對雪、對花”，先有一副淨心與聖心。
愛我的祖國愛我的母親
年輕的冰心最理想的人生追求是要做一名海上燈塔看守人，這一直是她“童年的夢”。在她的想象中，“看燈塔是一種最偉大、最高尚、而又最有詩意的生活”。一方麵，“晴朗之日，海不揚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風雨之日，我倚窗觀濤，聽浪花怒撼崖石。我閉門讀書，以海洋為師以星月為友，這一切都是不變與永久”；另一方麵，“晚上舉著火炬，登上天梯”，使“狂飆濃霧，海水山立”中的航海者，得以看到“一點高懸閃爍的光明”。這顯然是一個與世隔絕又不失愛心的理想境界，它既有古代士人獨善其身的影子，也有西方世紀末唯美主義的情調，但冰心終未能走上燈塔。
是啊，正如冰心回憶說，一個人不是生活在真空裏，生活的圈子無論多麼狹小，也總會受到周圍氣流的衝擊和激蕩。3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危難關頭，外有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壓迫侵略，內有腐敗軟弱的北洋軍閥和烽火連天的內戰。麵對此情此景，任何一個中國人，對國家民族的前途，都開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傾向與選擇。老人的話道出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愛自我又愛祖國的可貴性格。
愛國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是民族魂，它以個人服從祖國為表征，使人能忍辱負重，殫精盡忠。不過，支撐冰心愛國精神的，除了民族文化傳統之外，還有其家庭的言傳身教，如父親到英國買船用“媽媽好糊塗”作為國歌的往事，“隻有煙台是我們的”的慨歎，小舅舅講的洪承疇賣國、林則徐燒鴉片的故事等，無不滋養她愛國的良知與熱情。辛亥革命爆發時，年僅10歲的冰心就把積攢的壓歲錢捐給了革命軍。14歲便參加反對日本滅亡中國的“21條”的抗議活動。18歲，投身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冰心在剛開始文學創作時，就意識到有兩件事心中永遠不能模糊，那就是“愛我的祖國，愛我的母親”。在她的情感世界裏，比起美洲大陸，當時“國內一片蒼古莊嚴，雖然有的隻是頹廢剝落的城垣宮殿”，卻都令人起一種“仰著欲攀低首拜”之思，可愛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國啊！
詩，心靈的印記
作為詩人，冰心早在30年代就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最初的最有力最典型的女性詩人”。冰心從20年代初到80年代，從未停止過詩歌創作，她把一生最美、最真誠的情感和思想都留在了詩中，而她詩歌藝術上的溫婉、典雅、澄澈、淒美、雋永，確是留給中國現代文學的瑰寶。《繁星》、《春水》大多是詩人瞬間靈感的記錄，詩中有關於母親之愛、童真之愛、人類之愛、自然之愛、上帝之愛，也有關於死亡、永生、黑暗、哀傷、柔弱、沉默、悲觀的理解，還有一些關於理解的“神秘”。
冰心的詩從20年代到30年代有較明顯的變化，即內容上逐漸從個人情感的象牙塔走進悲涼的現實世界，走向多災多難的祖國和人民；形式上從“零碎的篇兒”變到綿綿抒情，韻律、節奏、音樂性上有刻意追求，不少詩具有“新月派”詩的韻律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