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繼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費正清的學識成就，但是沒有人可能取代他在如此眾多學術事業中心的地位，即作為學術間與美國公眾之間的橋梁和作為一個在如此形式多樣的學科領域內博學權威的地位。”
在中美關係史中，有一位崛立於美國漢學界巔峰幾十年而不衰的泰鬥不能遺忘，他就是從1929年起就把全部精力奉獻給研究中國曆史、文化、思想以及中西關係的學者費正清。在某種程度上，費正清這三個字就意味著美國的漢學研究。他的卓越研究成就，早使哈佛大學在他退休時即把“東亞研究中心”改名為“費正清研究中心”。1991年9月12日上午，費正清親自將平生最後一部書稿《中國新史》送到哈佛大學出版社，下午心髒病複發，兩天後去世。費正清是美國中國研究事業的“教長”或“前輩”，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政治秩序、社會、經濟狀況等反映傳統中國性質的命題，以及中國與西方交往的外交史和製度史等，還在哈佛大學授業培養了數千名大學生，並把滋潤著他的研究思想的博士生輸送到美國和國外的一百多所大學去任教。
1932年2月，接受了哈佛、牛津正規學術訓練的費正清伴著日本軍艦與岸上中國炮兵的對射，乘船抵達吳淞口。僅在一周後，日軍在上海登陸。費正清趕往北京。三個月後，他在西總布胡同21號租了一套華麗的住宅，準備迎接新娘威爾瑪的到來。他倆是在皇城腳下結的婚，蜜月帶著童話情調：“我帶著威爾瑪沿著皇宮的路回家，乘車穿過宮殿的大門，經過充滿地方色彩的1/4英裏路程，黃昏時抵達我們居住的胡同。……在燭光下，我們甜美而親密地就餐，屋外傳來中國人舉行婚禮的笛聲和銅鑼聲。……仆人們沒有時間去增添煩惱，他們念咒召鬼，沉浸在消磨時日的幻想裏。我們就置身在這樣的語言和城市之中。”
在中國四年，費正清夫婦到過許多地方，查閱檔案，觀察農村，調查出土文物。他們結識了許多第一流的學者：蔣廷黻、梁思成、林徽音、金嶽霖、錢端升、章士釗、陶孟和、陳岱孫，以及物理學家周培源等。費正清看到，一個麵目可憎的東方強盜正在撕咬、蹂躪一個早已衣不蔽體，隻剩下文化的巨人。事實上，正是這博大精深，不會衰落的文化，和那群維係著燦爛文化的開明學術精英深深吸引了費正清，使他開始把近代中國研究作為一個專業課題確定下來。因為透過近代，上可以更充分地認識中國的古老文明，下可以曆史地閱釋中華文明何以到了近代就開始沒落，政權凋敗，社會墮落，人民貧窮。他對腐敗的國民黨的前途表示懷疑，甚至認為，倘若日本擴大侵略，“農民將會默默地歡迎他們，因為農民的處境不會比現在更壞。”他當時並不看好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主張美國應為了自身利益盡早在亞洲參戰。
1942年9月，費正清以國務院文化關係計劃聯絡官的身份第二次來華，主持美國新聞處的工作。以後於1945年10月到1946年7月又在戰後中國逗留九個月，“對中國人民和美國的對華政策來說，都是希望與災難交織的時期。”中國歲月使他認識到國民黨政權正在喪失民心，走向自我毀滅。除了政權腐朽，經濟崩潰，“文化法西斯主義”該是個罪大惡極的凶手。費正清就曾為著名文化人遭受迫害而奔走聲援。他想努力培養和營造一種文化國際主義精神，這就要求美國不僅向中國提供抗戰所需的軍事和技術援助，還要幹預中國的教育，以求建立“我們之間共同的基礎，從而使我們能有一個更為積極的共同價值標準。”這一想法很天真，並不比早年硬要把基督教的文化精華移入孔教中國的傳教士更高明。倒是他同樣基於有點文化沙文主義的長遠考慮更實惠，他在後來主張美國在與獨裁的蔣介石交往的同時，還應明智地擴大與共產黨人的交往，培養和鼓勵共產黨代表的群眾運動，“按照我們的方向來發展，我們才能獲得更大的好處”，否則中共將完全投入蘇聯的懷抱。
費正清有許多關於美國對華關係策略的建議和報告常被送達總統手中。但正如他所說，中國是美國的價值觀與其他價值觀衝突的戰場。他的價值觀也同樣在中國受到挑戰，看來是文化的價值決定人的信仰和行為。從這個意義講，中國和美國的衝突在實質上一直是文化的衝突，文化的對抗。費正清以為，不管什麼時候，隻要中國人真正把科學和民主結合起來，並應用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群眾中，中國社會就能現代化。但他大概忽略了中國傳統文化似乎隻可能接受科學，這個過程有時也相當緩慢，而對於民主，那根本是不可以上堂的。有家長在，一言堂就行，民主是多餘的不速之客。費正清由此判斷，國民黨氣數不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