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崎嶇坎坷，然而心目中始終有所追求”；“把人生當作采訪的對象和場地”；“我要的是去體驗那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訪人生”。這便是蕭乾了。
“我的一生崎嶇坎坷，然而心目中始終有所追求”；“把人生當作采訪的對象和場地”；“我要的是去體驗那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訪人生。”這便是蕭乾了。每每當我麵對這位我非常尊敬的文學前輩，便總把這個慈祥、和藹，不時露出彌勒佛般寬容微笑的老人，想成一棵深植文學土壤、飽經歲月剝蝕而生命力依然旺盛的老樹。我試圖離得遠一點，仰視得高一點，以求窺其全貌，探其內涵，但我屢屢不能讀懂。終於有了一個機會--編輯他的書信。
書信是親、友間傳遞信息、交流感情的重要途徑。在所有語言的表達形式中，最隨意、坦誠者，大概非它莫屬。它沒有任何的形式，幾乎不受任何的限製。關於書信的魅力，12世紀的法國有位絕代情人哀綠綺思(Heloise)曾說：“有什麼感情是書信所不能激發的呢？書信有靈魂，書信能說話；書信具有表達喜怒哀樂的一切本事；書信具有多種激情的全部烈焰：它們能使感情上升，就跟當事人本身在場似的；書信具有語言的全部溫柔與細膩，有時甚至具有語言所望塵莫及的大膽的表達能力。”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Voltaine)說得更鮮明：“書信是生命的安慰。”
要了解一個作家的創作過程，思想軌跡及個人的喜怒哀樂，甚至隱私，讀他的日記，看他的書信是再好不過了。書信同日記一樣，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深藏於心的行為動機，從中大到可以找尋某些曆史事件的線索，小也可以領略人物的性格和脾氣。對於研究者來說，現在書信變得越來越重要。與我們相比，似乎西方更熱衷於出版名人書信，因為這對於研究偉人和作家具有不可估價的意義，尤其是對傳記的作者，有時往往能解急如救命草。就目前而言，我國對於名人書信的重視、研究還很不夠。
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部書信集，遠不是蕭乾書信的全部，這些書信的絕大部分始於70年代中期。從1957年蕭乾被錯劃為右派，他便很少與人書信往來。即便有也很難收集。寫於50年代的信，本集隻收錄了致巴金的幾封。1949年以前的，僅存致胡適和盧豫冬各一封，真可謂吉光片羽。最令人遺憾的是，蕭乾在英國期間與著名小說家愛摩福斯特(E。M。Forster)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互致信函80餘件。福斯特致蕭乾的80餘封中，尚有40餘封得以幸存，已由李輝譯出，收在他的《人地書》中。而蕭乾致福斯特的所有書信，卻在福斯特可能因誤會所致的盛怒下毀於一旦。
本書中，蕭乾致作家、摯友、文學編輯和研究者的信占絕大部分。由於蕭乾青年、中年時期的書信幾乎蕩然無存，這些信隻能提供晚年蕭乾創作、思想、社會活動甚至個性的材料。
巴金是與蕭乾神交半個多世紀的“摯友、益友和畏友”，對蕭乾的成長和思想有很大影響，早在30年代的上海，文學界的朋友們聚會時，常有人戲稱巴金為蕭乾的“家長”。從致巴金的50餘封信中可以看出，維係他們之間堅實的兄弟般友誼的是真誠、坦率和信任。馬克思說過：“隻有用愛來交換愛，用信任來交換信任。”巴金和蕭乾是這方麵的典範，蕭乾常說：“我們之間沒有什麼可隱藏的。”
也許是蕭乾旅英七載喜歡英國隨筆，特別是查爾斯蘭姆(CharlesLamb)的緣故，他的許多書信寫來頗具英國隨筆風格，文字樸實，述理明晰，很少華麗的詞藻，於娓娓道來中，抒發自己的性情。除純粹事務性，或簡短的報平安、問近好的信外，蕭乾書信大都具有散文的優美、抒懷。蕭乾生性好動，愛花、愛貓，也愛狗，生活過得充實而富情趣，有些書信也有著貓、狗般的歡快、活潑。重要的是，在表層的平和背後，更多的是深沉和哲理性的思考。例如，蕭乾致陳布倫的第二封信，是一篇關於花的哲理性散文。它由養花、愛花引申到知識分子生長的環境和命運，從而又想到，知識分子，尤其搞文學藝術的，不能離開原來的土壤，“我還沒見過一個在異國定居的作家或藝術家有巨大成就的。屠格涅夫常去西歐，易卜生也曾僑居羅馬過。但他們出去是呼吸一下新鮮氣息，根則始終牢牢紮在本土上”。再如致劉德偉的幾封洋洋千言的長信，足可以視為關於老年問題的“專題論文”。它們提出老年二戒：一為年齡、為病所壓倒；二為對過去的悔恨。另外，還談到老年人應如何對待死亡。對老年朋友一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