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家湯因比說，曆史是勝利者的宣傳。那麼蕭乾有沒有以“勝利者”的姿態對自己進行“宣傳”呢？
真誠、善良、悲天憫人，是蕭乾給我留下的最真切的印象。他的真誠表現在他對自己、對別人、對創作的態度上；他的善良表現在同情弱者，向往美好的、理想的境界；而悲天憫人，則是一種心靈內在的東西，體現在方方麵麵，比如他在采訪二戰時的寫作視角。他去描寫德國飛機轟炸下的英國婦女；寫大詩人艾略特去做防空的巡視員；甚至寫小動物在二戰下的命運，這些都可以看做是他內心世界的表現吧。他認為一個作家，隻有具備了悲天憫人的情懷，才有可能寫出好的作品。
蕭乾一生的經曆頗富傳奇色彩，其中有許多的機緣巧合。同時，他這一生又經曆了那麼多的坎坷曲折。其實，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他出身貧苦，從小隨寡母寄居在親戚家，過著寄人籬下、忍氣吞聲的生活。因此，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敏感、憂鬱的一麵。他很在乎自己，也很在乎別人怎樣看自己。而他的真誠、善良，又使他在受盡了別人的假話之苦之後，一定要向曾把他的作品批判為毒草和反動、黑色的文藝的人們回答：蕭乾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晚年不遺餘力地寫著回憶性的文章，有時經常重複自己。他一方麵是要反複地解剖自己、證明自己，另一方麵，他怕別人不能完全理解他。他希望讓人們看到一個“透明”的蕭乾，留給時間和讀者去做“末日審判”。
“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是蕭乾晚年複出文壇以後為人為文的座右銘，他在《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的自序裏表示，90歲了，已沒什麼好怕的，要還曆史以本來的麵目。因此，他對一些著名文人在以往歲月的某些言行進行了直截了當、指名道姓的尖銳批評。這在作家的回憶錄中尚不多見。我的深切體會是，他這樣的寫法，絕不在僅僅揭示個人恩怨的是非曲直，更深的用意在於揭示中國知識分子心理的症結。他批評的目的顯然不為暴露某個人在曆史上的不光彩言行，而在引起後來者的反思和警醒。
王小波寫過一本《沉默的大多數》，指出中國人大多數是沉默者，敢於為真理呐喊的人少之又少，這是民族性格中的一個弱點。蕭乾即想通過此來揭露這種精神痼疾的可怕。比如“文革”時期，不要說做一個真理的呐喊者，就是做一個沉默者，也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而現實的情況是，多數人成了另外的一種“呐喊者”：為了自保，為了自己的升遷，為了自己的“榮譽”，不惜落井下石。
在批評別人的同時，蕭乾也在尖銳地剖析自己。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他同樣有投身政治的熱情，希望在政治當中使自己的文學命運得到正名和認可。他真誠地麵對這一切，從來不粉飾有過這樣的心態，更不對自己的這種心態作幾十年之後的“升華”。
曆史學家湯因比說，曆史是勝利者的宣傳。那麼蕭乾有沒有以“勝利者”的姿態對自己進行“宣傳”呢？也即是對自己的曆史有所遮掩呢？我聽到一些說法，諸如蕭乾對“別人”過於刻薄了，而對自己的曆史卻故意隱瞞了一些。他確實沒能寫到這一點，這是我要為他遺憾的地方。不過，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試探著問過他。他並沒有回避，也沒有躲閃。他深深歎了口氣，一字一頓地說：“那個時候，人活得連畜生都不如，還能怎樣！”我感覺到，這一定是扭結在他心靈深處的一個難以解開的死扣。
無疑，他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他自己曆史上的“真空”。這要怎樣去填補呢？曆史的證人正在一個個逝去。曆史都是有“真空”的。曆史有絕對真實的嗎？我不敢妄自置喙。隻要我們別有意製造“真空”的曆史，就已經是曆史的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