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對於別人稱呼他“作家”、“翻譯家”，他自己更喜歡記者、報人這個稱謂。而且，從他慢慢形成的性格特點和文風來看，他最適合的寫作題材就是新聞特寫。他在燕大時曾是斯諾的學生，受斯諾的影響很深。他和斯諾一樣，從來都不是一個追逐熱門新聞的人。在他的“二戰”特寫中，幾乎看不到重大的曆史事件，但通過他敏銳捕捉到的那些看似細小、生活化的細節，讀者知道了戰爭中發生了什麼、戰後發生了什麼，戰爭中人民的命運是怎樣的。而他對問題的看法也就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讀者。
作為“人生的采訪者”，他不希望在心裏先存有條條框框，當然也不希望別人拿條條框框去束縛他。他渴望自由，自由是他生命的最高目標。他在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時，就夢想著像魯賓孫那樣漂泊、浪漫的曆險。他想做的是“未帶地圖的旅人”。他的人生出發點是，大千世界，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他要的就是這種人生的體驗，要的就是去采訪人生。當時這種理想還是夢幻式的，到他90歲生命終結時，回頭看，他真的做到了。
這種崇尚自由的心態，也反映在他對人、對創作的態度上。比如翻譯《尤利西斯》。早在他留學英國期間，就研究過這本書。盡管他認為喬伊斯的這種意識流創作是條死胡同，但應介紹到中國來，介紹給中國的作家，讓人們看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創作。他認為自己有可能是一個很保守的人，但他絕不會去限製別人怎樣去創作，更不會去指責。在這點上，他一直是“自由主義”的。
蕭乾內心有那種強烈的守土愛鄉的情結，他小時候見到的那個客死中國的白俄“倒臥”，赴英途中在輪船上遇到的那個希望戰爭爆發以參加雇傭軍獲得國籍的無國籍人，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怕自己成為一個流落異國的“白華”，成為一個沒有國籍的人。所以，在1949年麵臨抉擇，是去劍橋擔任終身教職，還是回到新中國時，他這個不帶地圖的旅人最終選擇了回鄉，回到“地圖”上來。
蕭乾一生經曆過許多難以預料的曲折和磨難，是怎樣的一種信念使他依舊保持樂觀的人生態度呢？他常跟我談到他人生常“樂”的竅門：想想比自己更慘的。我在剛認識他的時候，他就告訴我一句印度的古諺：“我沒有鞋，我抱怨，直到我看到有人沒有了腳。”就是說，當你覺得不幸的時候，看一看還有比你更為不幸的人。這個時候，它也可能會給你一種生活上的勇氣，甚至一種生命的支撐，使你能夠生存下去。人有了生命，生命中的能量才能夠釋放出來。這也是一種阿Q吧。我想，每個人的生命都以他自己的阿Q方式存在著。
蕭乾以為一個人最大的快樂，莫過於在他所喜歡的事業中度過了一生。他臨終前看到了自己皇皇十卷本的《蕭乾文集》出版，以320萬的著述文字向世人交代了自己的一生。從這點來說，他是個幸福的人。
《未帶地圖，行旅人生》已經是我寫關於蕭乾的第5本書，也是我自己最感滿意的一本。與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我覺得我盡量撇開了我與他篤深的個人感情，而更能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去剖析和解讀他的人生經曆和創作實踐。他去世以後，我對他有了更清晰、客觀的認識。我在努力向世人傳達一個我眼中真實的蕭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