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是那種為信仰，為主義的文人。他是主張文學為人生的。並把重視實踐，忠於實踐，視為黨性立場的具體體現。他早在《為祖國，為人生--文學報代致辭》一文中指出：“隻要人類不會回到野蠻時代，不肯自甘毀滅，那中華民族要自由，中國人民要有幸福，就好似鐵一樣的真理，而以愛真性為靈魂的文藝，除了為這真理服務以外，當然再也不會找到其他的生存意義。”他的一生其實都在為此奮鬥！
但我覺得遺憾的是，那個特定時代曆史的局限，使得胡風隻能把以“主觀戰鬥精神”為精髓的革命現實主義視為文學創作的惟一道路。現實主義成了他文藝理論的宗教，而宗教又都具有排異性，往往也就難免露出故步自封和惟我獨尊的偏狹。文學創作必須是多元的，中國的文學也不能僅僅是高爾基和魯迅的文學。所以，當書生本色的胡風因“30萬言書”被打成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以及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時，實在是一種反諷。
20世紀的中國，因思想而獲罪者可謂多矣，胡風僅是其中很典型的一個。他的悲劇其實也隻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悲歌的一個插曲。
胡風強調，藝術（文學）作品的內容一定是曆史的東西。離開了人生就沒有藝術（文學），離開了曆史（社會）就沒有人生。“一個為人類的自由幸福的戰鬥者，一個為億萬生靈的災難的苦行者，一個善良的心靈的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沒有寫過一行字，我們也能夠毫不躊躇地稱他為詩人。……文藝作家不應隻是空洞地狂叫，也不應作淡漠的細描，他得用堅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動著的生活形象。”
胡風還認為作家應具有偉大的人格。作家的追求人生，得表現在他苦心孤詣的創作正與自己的身心感應“融然無間”。其結果必然是“作者和人生的擁合，同時也就是人生和藝術的擁合了”。而對於客觀事物的理解和發現更需要主觀精神的“突擊”。客觀事物也隻有通過主觀精神的燃燒，才能夠使雜質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渾然的藝術生命。“舊的人生的衰亡及其在衰亡過程上的掙紮和苦惱，新的人生的生長及其在生長過程上的歡樂和艱辛，從這裏，偉大的民族找到了永生的道路，也從這裏，偉大的文藝找到了創造的源泉。”
對於文藝理論，我是個徹底的門外漢，可說沒有一點頭腦，也沒有一點根基，絕不敢有半點妄言置喙，充其量隻能是把自己對胡風的一點極膚淺的感性認識表露出來；對於胡風這座文藝理論冰山，就隻露出海麵的那一角，恐怕也沒誰敢輕言獨領盡解。
關於胡風的理論文字，我想至今仍以路翎所說為最貼切。他說：“胡風是想用一種貼近創作過程，充滿創作體驗的、有血肉感覺的、富有彈力的文字來表達他的見解的。他在《文藝筆談》中的論文有著嚴謹的深刻的科學語言，但他後來的許多文章有意避開了這種語言。這一則因為生活有波動，二則也因為或更因為他從事文學理論的時候除了反對機械教條式的搬動概念以外，還有意識地用充滿實感的語言方式進行理論的表達。他的文字是感情的，是有生活和文學實踐的感染的；當然，那內在的邏輯也是十分嚴密的。”
胡風是人如其文，也文如其人的。讀本集中的理論和雜感類文字，會感到他慣常的麵孔：剛硬，有棱角，摸上去真紮手；深邃，有內涵，讀進去有韌勁。而讀他的純散文作品，我竟讀出來往常不知的另一麵：俠骨，有血性，一副義氣肝膽；柔腸，有情愁，頗具丹心豪情。
錚錚硬漢人，
俠骨柔情文。
金戈方恨時，
滄桑是最真。
(原載《中國經濟時報》2001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