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對儒、法兩家的關係及思想進行了討論。作者認為，儒、法兩家在曆史上存在著密切的聯係，儒家離不開法家，法家也從儒家典籍中吸取養分。這一看法無疑是符合實事的，也得到以後學者的認同。作者指出，法家主張嚴刑峻法，表麵看十分殘酷，但它的目的卻是要保障法律的統一；相反，儒家學者如董仲舒等“援附經讖”，造成法律條文的分歧，使得裁斷刑獄的官吏“得以因緣為市”，給社會造成更大的不幸和災難。
本文曾收入《訄書》初刻本，收入《檢論》時改題《原法》，並增補大量內容。本篇僅相當於《原法》的前半篇。
自管子以形名整齊國（1），著書八十六篇（2），而《七略》題之曰“道家”。然則商鞅貴憲令（3），不害主權術（4），見《韓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
（1）管子（？～前645年），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管仲。齊桓公任命為卿，進行改革，使齊國成為春秋時第一個霸主。今存《管子》主要為戰國時齊國稷下學者的著作。形名，亦作刑名。原指形體和名稱的關係，管子等法家主要從政治和法律的意義上講形名，把“名”引申為法令、名分、言論等，主張通過“循名責實”，考察人臣的言行（“形”）是否與其官位（“名”）相符，以定賞罰。
（2）著書八十六篇，指《管子》。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近人多認為是戰國秦漢時人假托之作，非成於管子一人之手。
（3）商鞅（約前390～前338年），戰國前期法家人物。衛國人，亦稱衛鞅。受秦孝公重用，推行變化“廢井田，開阡陌”，促進了秦國經濟的發展。憲令，法令。
（4）不害，申不害（約前385～前337年）。戰國中期法家人物。鄭國京法》“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今河南滎陽東南）人。其學本於黃老，而重“術”。《韓非子·定今之儒者，聞管仲、申、商之術，則震栗色變，曰：“而言雜伯（5），惡足與語治？”嚐試告以國僑（6）、諸葛亮，而誦祝冀為其後世（7）。噫！未知僑、亮之所以司牧萬民者，其術亦無以異於管仲、申、商也。然則儒者之道，其不能擯法家，亦明已。
（5）雜伯，摻雜有霸道，不純是王道。伯，同“霸”，指霸道。《孟子·公孫醜上》“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6）國僑，又名公孫僑，字子產。春秋時鄭國人。曾為鄭國執政。
（7）誦祝，即頌祝。稱頌祝願。冀，希望。後世，後代。
今夫法家亦得一於《周官》（8），而董仲舒之《決事比》（9），引儒附法，則吾不知也。
（8）《周官》，又名《周禮》。儒家經典之一。搜集周王室官製和戰國時代各國製度，添附儒家政治思想。增減排比而成。分《天官塚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今《冬官司空》已佚，補以《考工記》。
（9）《決事比》，即《春秋決獄》。《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義，使使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應劭說，董仲舒以所對著為《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皆依據《春秋》經義決斷刑獄與朝廷大事。
夫法家不厭酷於刑，而厭歧於律（10）。漢文帝時，三族法猶在（11），刑亦酷矣。然斷獄四百，幾於興刑措之治者（12），其律壹也。律之歧者，不欲妄殺人，一竊著數令（13），一傷人著數令，大辟之獄差以米，則令誅（14）。自以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歧於律，則下遁於情，而州縣疲於簿書之事，日避吏議，不暇給（15）。故每蔽一囚（16），不千金不足以成獄，則寧過而貰之（17）。其極，上下相蒙，以究於廢弛。是故德意雖深，奸宄愈因以暴恣，今日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