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劉誌丹，名景桂，字誌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於陝西省保安縣金湯鎮（今屬金鼎鎮）。父親劉培基是清末的秀才，劉誌丹出生時，在金湯小學任教，後轉而經商，一度擔任金湯鎮民團副官（文書）。劉誌丹6歲時，隨母親回到金湯鎮北30裏的山村老家蘆子溝，入祖父劉士傑開辦的私塾學習，在這裏度過了他的童年。劉誌丹自幼目睹家鄉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淒慘景象，十分同情窮苦人民。他和家裏的長工張萬銀關係很好，親昵地稱張為“幹大”（對長輩的一種尊稱），有空即隨張一起上山勞動。張萬銀也很喜歡劉誌丹，常向他講說貪官汙吏的罪惡及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為民除害的故事，這些都孕育了少年劉誌丹對舊勢力仇恨的種子。稍長，就讀於永寧山（保安縣政府所在地）縣立高等小學堂。劉誌丹勤奮讀書，接觸進步老師，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立誌改變社會不平等現象。小學畢業後，十八九歲的劉誌丹，抱著複興中華的願望，於1922年徒步來到離家六七百裏的榆林，考入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時值五四運動之後，新思潮的影響逐漸波及偏僻的陝北，劉誌丹迅即跟上時代的潮流，從此開始了他艱難曲折的革命生涯。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成長
榆林中學是當時陝北23縣唯一的一所中學，在文化落後的陝北算是最高學府了，但仍是封建教育體製。校長杜斌丞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為了振興教育事業，改革校政，實施民主辦學法，延聘名師。劉誌丹入學後，正是魏野疇、李子洲、呼延震東等進步教師陸續來校任教的時候。由於他們積極傳播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學的麵貌開始改觀，民主、改革的思想逐漸變得活躍起來。劉誌丹因為和魏野疇、李子洲等共產黨員教師經常接觸，深受他們的熏陶和影響，如饑似渴地閱讀《向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李大釗等革命先驅的馬克思主義觀和對未來世界的憧憬，常常使他激動得徹夜難眠。不久，榆林中學學生在魏野疇幫助下組織起學生自治會，1923年後，劉誌丹當選為會長。在他的主持和進步老師的指導下，學生會積極開展各項活動：推銷革命書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時事研究會、劇社、畫社等團體，為貧苦孩子舉辦平民小學，同陝北軍閥井嶽秀操縱的封建迷信組織同善社進行鬥爭，並勝利地領導了榆林中學學生反對舊勢力的一次學潮。後來旅京陝西學生進步組織——共進社發展到榆林，劉誌丹即成了這個組織的骨幹成員。他積極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帶頭演話劇和為刊物撰稿，並以學生會名義，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文化侵略、搞間諜活動的罪惡，勸說學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現十分活躍。1924年秋，李子洲、王懋廷在陝北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劉誌丹等成為榆林中學第一批團員，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1925年3月，共產主義青年團榆林支部建立。不久，劉誌丹接替張肇勤任支部書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他的眼界更加開闊，對學生運動的領導更為得力。6月上旬，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陝北，劉誌丹立即組織榆林中學學生積極響應，上街遊行示威，開展援滬募捐，號召抵製日貨，進行街頭講演，聲討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熱潮，使閉塞的陝北高原頓時沸騰起來。
劉誌丹在陝北學生運動中，一開始就顯示出他的組織才能。1925年7月，他被選為陝北學生聯合會代表，赴三原參加陝西省學生聯合會代表會議和共進社第二屆代表大會。因交通不便，旅途延誤，到三原時學代會已經結束，隻趕上參加共進社的會議，被選為該會第一審查委員會委員。他在會上作了關於榆林地區共進社活動情況的發言，並滿懷激情地為大會題詞：“共進！共進！同誌引著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者進攻！不惜犧牲，殺開血路！前途自有光明與幸福！”表現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熱情，充滿了對未來的信心。
1925年秋，廣東處於革命高潮，黨組織決定選派劉誌丹等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學習。這時，他中學尚未畢業，校方不準退學，家庭也希望他畢業後再去。但劉誌丹認為“雖有文事，必有武備”，他的心早已奔向革命中心——廣州，說服家庭，衝破校方的阻攔，斷然離開榆中，繞道山西，經京、津乘船南下，是年冬到達廣州。翌年初，進人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第1團第2連學習，不久轉入炮兵科。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在蘇聯幫助下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創辦的一所革命軍事學校，充滿著反帝反封建革命救國的氣氛。劉誌丹到校後，眼界為之一新，結識了政治教官惲代英、蕭楚女，政治部宣傳科長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學員陳賡、唐澍等。在黨組織的教育和同誌們的關懷下，他刻苦學習，嚴格訓練，政治上也十分活躍。由於對南方飲食和氣候不適，誌丹一度曾患瘧疾，醫生勸其休學，但他意誌堅強，仍堅持學習，不曾懈怠。
1926年10月初，劉誌丹從黃埔軍校畢業。這時，馮玉祥已從蘇聯回國，成立國民軍聯軍，在綏遠五原誓師參加國民革命，要求中國共產黨選派幹部到其部隊工作。劉誌丹黃埔軍校畢業後，與唐澍、王尚德等被派往國民軍聯軍工作。劉誌丹被分配在總部政治部任組織科長。不久被派往第4路軍馬鴻逵部，任黨代表兼政治處處長。馬部多係回民，實行的是封建家長製和雇傭軍教育，一說打仗，從上到下，都伸手要錢。但由於回民尚武，騎兵較多，這支部隊還有一定的戰鬥力。劉誌丹到任後，耐心地向馬鴻逵進行說服工作，指出：參加革命的軍隊，就要有革命的行動。征得馬鴻逵的同意，劉誌丹在軍、師、團、營逐級建立政治工作機關，製定新的軍容風紀，開展了新式練兵。回民戰士和下級軍官大都出身窮苦，進行革命教育後，覺悟迅速提高。同時注意發展黨員，培養了韓煉成、牛化東、劉保堂等人，他們後來成為共和國的將軍。這支部隊在解圍西安、東出潼關、會師中原的策應北伐戰爭中，行動迅速，作戰有功，這與劉誌丹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開的。
次年春，豫陝正處在革命高潮中，被趕出陝境的吳佩孚餘孽劉鎮華部，還盤踞豫西山區作亂。劉誌丹奉命作為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總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編劉鎮華的軍隊。劉鎮華陰險狡猾，不願接受改編，但又怕得罪馮玉祥，爾後對己不利，便企圖以重金收買劉誌丹，要其在馮玉祥麵前替他說好話。劉誌丹立場堅定，嚴詞怒斥劉鎮華的陰謀，使其狼狽不堪，不得不答應接受改編。
時勢造英雄。劉誌丹這時雖隻有23歲，但因為他一入黨就完全以黨的意誌為己任，勇於接受艱巨的任務，勇於進取，樂於迎著一個又一個的風浪前進，所以很快成長了起來。
@@渭華起義 組建工農革命軍
1927年春夏之交，蔣介石背叛革命。6月下旬，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反共，在其軍隊和地方進行“清黨”，將一批共產黨員“禮送出境”。他借“集訓”為名，下令將劉誌丹、宣俠父、方仲如、劉貫一等幾十名在該部從事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扣押於開封，逐個進行“審查”。馮玉祥威逼共產黨員：必須宣誓脫離共產黨，聽國民黨之領導，守國民黨之規則，否則要“查明槍決”。劉誌丹等毫不畏懼，斷然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7月中旬，馮玉祥下令將這批黨員押送出境，擬借湖北反動派之手殺害之。劉誌丹等20餘人被分別押進兩節貨車，送出武勝關，甩在湖北孝子店車站。這些共產黨員機警地躲過了反動派的暗算，設法到武漢找中共組織。到武漢後，他們始知武漢政府亦已叛變，遂又輾轉通過關係找到了黨組織。按照中共組織的指示，大部分同誌被派往蘇聯，一部分前往南昌準備參加武裝起義，劉誌丹被組織安排到武漢軍校和湖北省委工作。此間，劉誌丹與武漢市委書記羅章龍多有聯係，互相探討中國革命的道路及白色恐怖下如何開展黨的工作等問題。1927年冬，劉誌丹離開湖北時，羅章龍曾贈詩一首。回陝後，劉誌丹擔任省委交通，往返於上海和河南陝西之間，傳遞信息，進行聯絡工作。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陝西省委召開擴大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領導陝西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決定實行策略上的轉變，並通過了農民鬥爭和軍事運動等九項議案，強調黨必須掌握武裝力量，組織革命兵變，準備武裝起義。
1928年1月上旬，中共陝西省委改組，潘自力為書記。新省委成立後，接連發出黨內通告，部署武裝起義，並具體劃分了陝西各地的暴動區域。通告強調武裝起義必須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指示建製上接受軍閥李虎臣收編、實際上由中共組織控製的國民黨西北軍新編第3旅旅長許權中（中共黨員）積極準備起義。與此同時，劉誌丹、唐澍、廉益民、吳浩然、謝子長等，陸續被派往該旅加強領導工作。劉誌丹等根據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許旅駐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盧氏一帶，幫助地方黨組織開展農民運動，恢複和發展農民協會，建立赤衛隊，培訓革命武裝骨幹，開展反對土豪劣紳的鬥爭，並公審和處決了幾個惡霸地主，迅速擴大了革命影響。3月，渭（南）華（縣）地區因“宣化事件”出現了新的革命形勢，中共陝西省委決定首先在這個地區發動起義，為了加強領導，成立了中共陝東特派委員會，劉繼曾為書記。4月6日，中共陝東特委根據省委關於渭華暴動《行動大綱》，具體製定了起義計劃。與此同時，省委又轉發了1927年冬中央致朱德的信，強調革命軍隊一定要脫離軍閥部隊，作農民暴動的“副力”；並指示許權中旅迅速擴大力量，以配合渭華農民起義。這時，李虎臣乘馮玉祥主力離陝參加軍閥混戰之際，發動了反馮戰爭，企圖獨霸陝西。李虎臣除以大部兵力圍攻西安外，還調駐商洛地區兵力進攻潼關。劉誌丹、唐澍等於5月10日夜率許權中旅撤離潼關，向華縣高塘開進。部隊途經華縣瓜坡鎮時，宣布起義。第二天，劉誌丹即率起義部隊奔赴高塘，與5月1日在渭華塬上已經爆發的農民起義武裝相結合。後在高塘舉行了盛況空前的軍民聯歡大會，宣布許權中旅改編為西北工農革命軍。劉誌丹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通俗地說明了社會上貧富不均的原因，指出要想不受窮，隻有起來鬧革命。大會宣布劉誌丹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唐澍任前敵總指揮，劉繼曾任政治委員，許權中任總顧問。革命軍近千人，下分四個大隊、一個赤衛隊和一個騎兵分隊。革命軍所到之處，大力幫助農民開展反對地主豪紳的鬥爭，進一步推動了渭華地區革命運動的發展，很短時間內，東起少華山，西至臨潼，南靠秦嶺，北到西（安）潼（關）公路200多平方公裏地區的反動政權基本上被摧毀，打土豪，分財物，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革命運動搞得熱火朝天。農民群眾熱情歌唱：“不愛銀子不愛財，光愛工農蘇維埃；不愛金子不愛錢，光愛人民新政權。”
渭華地處豫陝交通要道，向為兵家必爭之地。黨領導革命軍民在這裏發動起義，使國民黨當局大為驚恐。因此，從6月上旬開始，馮玉祥部先後向這裏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由於起義軍民團結奮戰，頭兩次進攻均被勝利粉碎。6月19日，宋哲元又調集了孫連仲等三個師的兵力，由其親自指揮，分左、中、右三路向起義中心——高塘發動第三次圍攻。因圍攻兵力過強，革命軍決定向南山撤退，以保存力量。為了阻擊敵人，劉誌丹率部在高塘附近駱駝渠的半坡上，和宋哲元指揮的中路軍一個師作戰。駱駝渠是革命軍司令部的前沿陣地，宋部用重炮連續轟擊，戰鬥十分激烈。麵對數倍於己之敵，劉誌丹鎮定自若，一麵指揮革命軍英勇阻擊，一麵掩護司令部和傷員迅速撤退，多次擊退敵人的進攻，形成對峙局麵。與此同時，在唐澍的指揮下，五六百手持長槍、鋤頭的農民，英勇地擊退了自赤水西川進攻的敵人。革命軍在完成阻擊任務後，於22日相繼撤退到洛南兩岔河。但立足未穩，又遭李虎臣部5個旅之眾的進攻，唐澍壯烈犧牲，革命軍被迫轉移藍田地區，隻剩下不到200人。7月初，根據省委指示，中共陝東特委在藍田張家坪召開軍事會議，劉誌丹在總結起義失敗原因時指出：1.光杆鬥爭；2.軍事冒險；3.脫離群眾；4.燒殺政策；嚴肅指出了這次起義中政策上一些“左”的錯誤。會後，劉誌丹和謝子長等回省委彙報工作，一部分同誌分散活動，部隊由許權中率領，離陝開赴河南確山地區，途中在鄧縣失利，全軍覆沒。
渭華暴動雖然失敗了，但它是大革命失敗後，西北地區爆發的一次農民運動和軍隊配合的最大規模武裝起義，也是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一次大演習。它打擊了國民黨在陝西的反動勢力，擴大和加深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革命骨幹，為劉誌丹、謝子長等後來在陝甘邊、陝北領導武裝鬥爭，創立革命根據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艱苦卓絕的兵運工作
1928年七八月間，劉誌丹等冒著被敵人通緝的危險，化裝潛回西安，向省委彙報了渭華起義失敗的情況和經驗教訓。秋，省委派劉誌丹和謝子長等回陝北工作。劉誌丹在途經家鄉保安時，和皖北暴動失敗後回到家鄉的曹力如一起，籌建了保安縣第一個黨支部——中共永寧山支部，劉誌丹任書記，曹力如任組織委員，王子宜任宣傳委員。他們利用黨員擔任縣教育局長職務的方便，安排黨員和進步人士到全縣7所小學任職，以學校為立足點，開展革命工作。冬，劉誌丹到達陝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參加特委工作。當時，特委負責人楊國棟懾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主張隻做點宣傳工作，不搞武裝鬥爭，甚至提出黨組織暫時停止活動。劉誌丹和特委其他成員一起，同這種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29年4月，中共陝北特委在紅石峽召開會議，決定劉誌丹任特委軍委書記，主持特委工作。會議提出了通過白色（做國民黨軍隊的工作）、灰色（做綠林土匪的工作）、紅色（建立工農遊擊隊）三種形式開展武裝鬥爭。不久，劉誌丹即去保安縣從事兵運工作。根據陝北特委紅石峽會議關於派大批黨團員打人軍閥部隊開展兵運工作的精神，劉誌丹在保安以主要精力從事兵運活動。他說：“敵人的軍隊有現成的人槍，我們做工作，把他端過來，就成了革命武裝。這是事半功倍的事。”當時，保安縣民團團總路仰之橫行鄉裏，群眾恨之入骨，縣長及地方上一些士紳與路也有矛盾。劉誌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麵分頭聯絡士紳，爭取他們讚成改選民團，一麵揭露路仰之欺壓老百姓的罪行，鼓動廣大群眾到縣長那裏告狀，要求改選團總。縣長迫於人民壓力隻好答應改選。中共組織又通過社會關係提出劉誌丹、曹力如為團總候選人，並巧妙地爭取了多數選票，使劉誌丹、曹力如當選為正副團總。選舉勝利後，路仰之收買了一部分人，企圖阻止劉誌丹上任。中共組織又及時發動廣大團丁進行抗爭，結果把路煞費苦心安排的阻止劉誌丹上任的示威，變成了歡迎劉誌丹上任的儀式，取得了鬥爭的勝利。劉誌丹擔任團總後，立即對民團進行整頓，廢除打罵，改善生活，加強政治教育，建立黨的組織，把一個本來反動的民團，逐步改造成為黨掌握的武裝力量。
1929年7月，中共陝西臨時省委第三次全體會議選舉劉誌丹為省委候補常委。8月中旬，中共陝北特委召開第五次會議，劉誌丹辭去軍委書記，在陝甘邊界一帶開展兵運工作。那時候，陝甘交界地區北到定邊，南到淳化、耀縣的橋山山脈，是個“三不管”的地區，軍閥統治比較薄弱，不少土匪搞幾杆槍就可割據一座山頭，一些因反抗壓迫走投無路的農民也常在此聚義，封建社團如哥老會、青洪幫等也在這裏占有地盤。劉誌丹看清了這個形勢，就號召黨團員占山頭鬧革命。他常說，連土匪都可以在這些地方稱“山大王”，弄得國民黨無可奈何，為什麼我們共產黨人不可以在這裏鬧革命呢？1930年1月，劉誌丹到陝甘邊界南梁一帶活動，啟發教育哥老會成員鄭德明、朱誌清等克服封建思想，維護窮苦百姓利益。從此，劉誌丹利用親友等各種關係，先後打入陝甘邊界一些軍閥軍隊和民團進行兵運活動。1930年夏，乘隴東民團軍總司令譚世麟擴充勢力之機，劉誌丹、謝子長在譚部掛名建軍。劉誌丹出任譚部騎兵第6營營長。此時，謝子長派李力果、閻紅彥等將駐宜川後九殿民團楊庚武部的周維祺營百餘人拉到慶陽北部三道川（今屬吳旗縣），編為一個營。兩部合編為一個團，謝子長任團長，駐防三道川。不久，土匪張廷芝投靠譚世麟，繳了周維祺營的槍，並襲擊了團部和騎兵第6營，使剛拉起的部隊受到嚴重損失。10月1日，在保安縣中共永寧山支部的配合下，劉誌丹打著騎兵第6營的旗號，進駐合水縣太白鎮，擊斃隴東民團軍第24營營長黃毓麟，繳槍50餘支。以此為基礎，劉誌丹建立了四五十人的革命武裝，在安塞、保安、合水一帶打土豪分財物。部隊編為兩個中隊，並建立了中共組織，書記楊樹榮（薑兆瑩）。並抽出部分槍支給民間武裝趙連璧、同守孝，讓其在太白、南梁一帶發展武裝。自己則率部在永寧山南石峁灣的深山密林裏加緊練兵，當地群眾高興地唱道：“劉誌丹練兵石峁灣，要把世事顛倒顛。”
1930年10月，劉誌丹和謝子長到綏德合龍山參加中共陝北特委召開的擴大會議，研究如何在陝北開展武裝鬥爭的問題。會議決定繼續進行兵運工作，條件成熟時舉行起義，建立獨立的革命武裝。按照立三“左”傾錯誤的要求成立了陝北總暴動行動委員會，趙伯平任書記，謝子長、劉誌丹分任行動委員會正、副總指揮。但是，由於立三“左”傾錯誤很快就被糾正，實際工作中並沒有貫徹執行。會議期間，特委曾提議由劉誌丹繼續擔任軍委書記，留機關工作，劉誌丹以基層武裝鬥爭更重要為理由，請求仍回陝甘邊從事兵運工作，特委同意了他的意見，另由北方局派孔祥楨為軍委書記。
中共陝北特委合龍山擴大會議後，劉誌丹回到保安，向黨組織傳達了特委會議精神，研究了擴大革命武裝的計劃。
1931年1月，劉誌丹率部進駐瓦子川。2月進駐合水固城川，與趙連璧、同守孝、賈生財等民間武裝會合，部隊擴大到300餘人，並在固城川麻峪村進行整編，劉誌丹任總指揮。2月下旬，劉誌丹率領部隊在寧縣盤克塬遭隴東軍閥陳珪璋部謝紹安旅騎兵的襲擊，損失慘重。劉誌丹遂率部分黨員和骨幹突圍到子午嶺山區，後轉到中部（今黃陵）小石崖休整。3月，劉誌丹奉命繼續和蘇雨生合作，任該部補充團團長，並任中共支部宣傳委員，駐栒邑（今旬邑）職田鎮。夏，蘇雨生獲悉補充團有共產黨活動，遂借職田鎮土豪劉日新拒絕向補充團交糧自殺，以商議軍機為名，將劉誌丹召到邠縣（今彬縣）關押，並將補充團繳械。劉誌丹“雖受鐐鎖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誌工作，毫無懼怠”。旋經黨組織和南漢宸、杜斌丞等通過楊虎城的關係營救獲釋。
同年7月，劉誌丹出獄後，根據省委指示，利用地方軍閥之間的矛盾，又打進平涼國民黨暫編第13師陳珪璋部。陳明知劉誌丹是共產黨員，但對劉誌丹的能力十分欽佩，企圖利用劉誌丹反對當地其他軍閥，擴充自己實力。劉誌丹心中有數，亦借此以陳的名義在橋山的南端寧縣成立了一個旅，編為13師直轄11旅，自任旅長，人槍300餘，並不斷吸收當地農民和共產黨員參加。8月，陳珪璋部第13旅旅長高廣仁嘩變，在寧縣早勝扣押了劉誌丹，並將11旅繳械。接著高廣仁在合水附近被陳部蔣雲台旅擊潰。蔣又企圖以防務不力，丟失早勝為由扣押劉誌丹。得信後，劉誌丹連夜進入子午嶺山區，派馬錫五幫助趙連璧整頓部隊，自己到保安、南梁一帶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