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色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
1.創建和擴大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提供了唯一的落腳點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不得不撤離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踏上漫漫征途，實行戰略轉移。轉移的目的就是要再尋求一塊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再圖發展的落腳點。能否找到一塊落腳點，這是關係到戰略轉移成敗和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因此，尋找落腳點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最主要的任務和目的。
1934年10月戰略轉移之初計劃到湘西去落腳，會合紅2、6軍團，創造新的根據地，然後重整旗鼓。結果到12月1日，部隊渡過湘江，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就由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蔣介石又在湘黔邊境集結20萬軍隊，張網以待，中央不得不放棄湘西計劃。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川黔邊落腳。20日，中央紅軍分兩路揮戈西進，到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紅軍分三路渡過烏江，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挺進。這是，蔣介石對紅軍的追剿又做了新的部署，調集40萬兵力，企圖將中央紅軍壓在長江以南、橫江以東、烏江以北和以西地區，逐步緊縮包圍，在川黔邊境“聚而殲之”。這樣一來，中央紅軍到川黔建立蘇區已不可能。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決定北渡長江在川西或川西北落腳，遵義會議一結束，中央紅軍就兵分三路向北轉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區集中，伺機北渡長江。與此同時，蔣介石派川軍沿江布防，派黔軍尾追不放，派滇軍進行攔截，部隊渡江已成泡影。
1935年2月5日，紮西會議決定在川滇黔邊落腳，在雲貴川三省地區創立根據地。此後一個月，為擺脫敵人的夾擊，中央紅軍在川滇黔邊來回翻山越嶺、四渡赤水、東奔西突、穿插行軍、南渡烏江，巧妙地跳出了敵人的合圍夾擊，把幾十萬敵軍甩在烏江北岸。
南渡烏江後，中央於1935年4月29日決定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落腳建立蘇區。5月3日至9日，中央紅軍順利渡過金沙江，在會理附近進行休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立即北上、渡過大渡河，實現在川西北與紅四方麵軍會合的目的。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師後，將何去何從？這是關係到紅軍今後命運的頭等大事。
1935年6月26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北進在川陝甘落腳。由於張國燾的分裂，中共中央隻好率紅一、三軍（即原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單獨北上，堅持北上的部隊不足8000人，不可能在原定的川陝甘大範圍落腳。
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確定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落腳。這個落腳點確定的十分勉強，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到底是哪裏，不明確，不具體。顯得中央在戰略轉移中已經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更何況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既沒有群眾基礎，又沒有物質基礎，紅軍到了那裏，仍然沒有出路。但是，在當時這又是中央紅軍的唯一出路。所以，俄界會議後，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繼續北上，先頭部隊於9月18日抵達甘肅南部宕昌縣的小鎮哈達鋪。中央機關20日抵達哈達鋪。在哈達鋪，從一張國民黨的報紙上獲悉陝北有劉誌丹領導的紅軍和創建的根據地。這張報紙給中央提供了最有價值的信息，使人疲馬乏的中央紅軍絕處逢生。時任中央紅軍總部作戰參謀長的孔石泉在他的回憶材料《確定長征最後落腳點目擊記》中這樣寫道：“這個消息給曆經磨難、幾近絕境的中央紅軍帶來了曆史性的契機，就像在茫茫的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鬥。”
9月2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哈達鋪召開會議，決定改變原來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計劃，到陝北去。並宣布正式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26日陝甘支隊突破渭河封鎖線，到達通渭縣的榜羅鎮。27日中央在榜羅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再次重申哈達鋪會議選定長征落腳點的決策——到陝北。
從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戰略轉移的長征途中曾先後八次選擇落腳點。然而，前七次都不能成功，其原因就是沒有根據地，最後選定陝北。陝北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最安全、最可靠、最有保障的落腳點，這個落腳點功不可沒。
2.“三色論”為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思想基礎、理論依據和曆史經驗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勝利的重要法寶。在不同的革命曆史階段，共產黨都能根據當時形勢和革命的需要，正確地提出解決中國民族矛盾和宗教問題的基本主張和方針政策。特別是中共中央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認真總結和借鑒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成功經驗，使黨的民族政策和統一戰線思想從理論與實踐上都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對國內的民族狀況了解得不夠，對民族問題的認識不深。所以，統戰的意識尚未形成。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中規定：“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與黃色的知識分子階層以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係。”中共二大通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規定：“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責。”這一決議及時地改進了中共一大的不足，並反映了共產黨人已經從理論上認識到無產階級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可以也必須和尚有革命性的民族資產階級結成同盟。
1923年，中共三大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討論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並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些文件指出了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1924年中國國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的兩大政治黨派走到了一起，國共實現了第一次合作。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是中國共產黨實踐民主革命綱領和民主聯合戰線政策所取得的重大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統戰思想的一大進步。國共合作到1927年，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兩黨的關係徹底破裂。土地革命期間，蔣介石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共產黨也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反蔣抗日”的口號，兩黨針尖對麥芒，勢不兩立。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並落腳以後，中央諸領導麵對陝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自然條件，認真總結了劉誌丹領導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成功經驗。1936年2月15日，毛澤東在向全國哥老會發出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的宣言》中高度讚揚說：“劉誌丹等諸同誌，他們不獨是紅軍的領袖，並且是哥老會中的模範。”在劉誌丹統戰思想的啟發下，中央領導再次認識到統戰工作的重要性。從1935年10月到12月17日，中共中央到達陝北未滿兩個月，很快就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瓦窯堡會議後，中央重視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開展對東北軍的工作。在爭取張學良抗日的同時，也加強對第17路軍的統戰工作，中共中央曾派汪鋒、張文彬，中共中央西北局派王世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王炳南等人到楊虎城處商談聯合抗日問題。1936年6月中央還派鄧發赴新疆聯絡新疆督辦盛世才，9月22日又派彭雪楓攜帶毛澤東給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東北軍第51軍軍長於學忠的親筆信，赴蘭州聯絡。
為了實現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共中央於1936年8月10日在誌丹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了國共兩黨的關係和統一戰線等問題，並在會議上決定放棄“反蔣抗日”的口號，並提出“逼蔣抗日”的新策略。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並轉全體國民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並強調：“隻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9月1日、9月17日，中央又先後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指示中明確提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
在共產黨的積極努力下，南京政府中的部分愛國人士和國民黨軍隊中的一些愛國將領主動地接受了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政治主張。尤其是張學良、楊虎城更是積極主動地聯共抗日，曾多次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絕。而且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致張、楊於絕路。張學良、楊虎城迫不得已，采取兵諫。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在中共中央的積極努力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這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對推動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思想進一步成熟，並在實踐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也得益於陝北根據地的成功經驗，得益於劉誌丹的“三色論”。劉誌丹的“三色論”，為我黨對蔣介石的政治態度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的改變奠定了思想基礎，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曆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