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郭林
center（陝西省社會科學院）
2006年是民族英雄劉誌丹將軍犧牲70周年。70年來，國內外對於劉誌丹的研究是與對他的宣傳紀念活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總的來看，大體經曆了四個大的發展階段。
@@一、延安時期為宣傳研究劉誌丹奠定了基礎
對於劉誌丹的宣傳研究起步於延安時期對烈士的紀念活動，這一活動在1943年春達到高潮。
1936年4月14日，劉誌丹在東征前線指揮作戰時英勇犧牲。他的遺體於23日運抵瓦窯堡，24日舉行了有兩三千人參加的追悼大會。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博古出席大會並致詞悼念，中共西北中央局組織部副部長郭洪濤代表組織報告了劉誌丹事略。會後刊登在1936年4月26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上。這個事略雖然隻有200餘字，也不夠準確，頗像個簡單的任職履曆，但它是第一份由組織公布的比較正式的劉誌丹生平傳略，在戰火紛飛中，使人們第一次從文字中了解了劉誌丹生平的大概輪廓。據王世泰回憶：追悼會前一周，周恩來曾專門找他了解劉誌丹的生平事跡，談話持續了兩個小時，周恩來不時插話詢問每個細節，並讓參謀作了記錄。周恩來最後說：“誌丹同誌確實是我黨的好兒子，人民的英雄，他的英雄業績，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周恩來對劉誌丹的關心與評價，是非常重要的情節，也是以後追悼大會紀念活動的基調。他第一個將劉誌丹定位在人民英雄這個層次上，指出值得永遠懷念。1943年他又題寫了“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這體現了黨中央對劉誌丹的充分肯定，而更重要的紀念與宣傳活動集中在1943年四五月間。
1941年，在黨中央、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的關心和大力支持下，開始在誌丹縣修建劉誌丹烈士陵園。1943年4月竣工後，將烈士遺骨從瓦窯堡遷葬於誌丹縣陵園。這次遷靈，受到延安黨、政、軍、民各方麵的高度重視。既是一次隆重的悼念活動，更是一次在比較大的範圍內宣傳劉誌丹，研究劉誌丹的第一個高潮。這是因為，首先這次紀念活動對劉誌丹的曆史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黨中央將他定位在了領袖人物的地位。毛澤東題詞稱他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中共中央西北局稱他是“西北人民的領袖”；陝甘寧邊區政府稱他是“陝甘寧邊區的創造者”。這些說明，黨中央對劉誌丹曆史地位的認識更深入了一步，評價也更高了。第二，通過整風運動，特別在批判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基礎上，總結了西北黨史上的經驗教訓和爭論問題，從而對於劉誌丹等人所堅持的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有了更加統一的認識，作出了正確的評價。在1943年4月22日延安的公祭大會上報告的“劉誌丹同誌革命事略”和由林伯渠撰文、謝覺哉手書，至今豎立在誌丹陵的《烈士劉誌丹同誌革命事略》碑文中，都高度評價了劉誌丹的曆史地位和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的理論水平與思想路線，說他雖然“遠離中央，能從革命實踐中體會馬列主義之精髓，使馬列主義之普遍真理具體實現於西北。在建軍、建黨、建政及領導革命戰爭中，其方針策略，無不立場堅定，實事求是，堅持黨之正確路線，與‘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不調和之鬥爭”。這就把劉誌丹的實踐經驗提升到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高度，至今看來都是十分精辟準確的。第三，對劉誌丹的思想作風、革命精神、高尚品德進行了概括總結。1943年4月24日，延安《解放日報》以《向劉誌丹同誌學習》的署名文章為代論，比較全麵地論述了劉誌丹的革命活動和優秀品質。第四，對劉誌丹的生平有了更準確全麵的敘述。與1936年的生平史略相比，《烈士劉誌丹同誌革命事略》不僅篇幅增長，文字凝練生動，而且評價準確，至今都是研究劉誌丹的基本文獻。
從以上幾點可以看到，1943年的遷靈活動不僅在劉誌丹紀念活動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劉誌丹的研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對劉誌丹的曆史地位給予了明確定位，指出了劉誌丹所以成為群眾領袖的曆史原因和內在原因，為這個英雄人物勾畫出了從事革命活動的曆史輪廓和思想、品質特點。同時，延安《解放日報》相繼發表了林伯渠、王世泰、王子宜、賀晉年、朱子休等同誌的回憶文章，文藝界賀敬之、石魯、古元等創作了歌曲、油畫、版畫許多文藝作品，使劉誌丹的革命事跡得到廣泛宣傳。
這之後，對劉誌丹的宣傳、研究陸續展開。1944年董純才受中宣部、西北局宣傳部委托，於1945年冬天編寫完成、1953年在中宣部《黨史資料》上刊登的《陝甘寧邊區簡史》中，第一次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曆史作了比較係統的研究，其中，第一、二章基本是以劉誌丹、謝子長的革命活動為線索，以陝甘邊、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為主要內容展開敘述的，而對劉誌丹的軍事活動作了專節論述。結束語中，對陝甘寧邊區的曆史經驗和教訓進行了簡明的總結，其中分析第四條經驗“革命必須善於建立統一戰線才得成功”時，肯定了劉誌丹等“善於同各個社會階層，由哥老會、土匪以致開明的民團和白軍軍官，都建立了適當的聯係，取得了他們的幫助或支持”的做法是正確的，這就完全否定了所謂劉誌丹“右傾”的錯誤說法。1947年，董均倫編寫，古元插圖，柯仲平作序的《劉誌丹的故事》由晉察冀新華書店出版。這是第一本以故事形式宣傳、歌頌劉誌丹的文學作品。這本2萬字的小冊子有12個故事，寫的短小生動通俗易懂，流傳很廣。該書解放後又再版了三次，其中有的故事選入小學課本。在這本書的基礎上，解放後又有所增加。
更值得介紹的是，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劉誌丹的革命活動和生平事跡通過範長江、埃德加·斯諾、海倫·斯諾等中外著名記者的報道便傳到了全國和世界各地。1935年，時為《大公報》記者的範長江到西北采訪後，於1936年11月出版了《中國的西北角》一書。該書第二篇第四節中專門寫了“劉誌丹之鼓動與民心之背向”一段，他分析劉誌丹的革命活動與以往綠林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的活動，有目標，有方法，有組織，把個人主義的綠林運動，變為與社會合同一致的社會運動。他針對著政府的缺點，來宣傳組織民眾。分大地主的土地和羊子給一般農民，反對捐稅，反對派款，因此得到了農民的擁護，得到了民心。這本書是目前看到的最早從正麵宣傳、研究劉誌丹革命活動的新聞報道類書籍，它在國統區出版，幾個月內連出7版，影響很大，其反映的真實性駁斥了許多對劉誌丹和西北紅軍的反麵宣傳。
繼範長江之後，1936年7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采訪。這時劉誌丹剛犧牲兩個多月，他沒有看到劉誌丹本人，但卻聽到了關於劉誌丹的大量事跡，訪問了許多劉誌丹的戰友，在紅都保安（這時已經改為誌丹縣）見到了劉誌丹夫人同桂榮和年僅6歲的女兒劉力貞。他寫的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對劉誌丹的事跡作了生動報道，這是將劉誌丹介紹到世界的第一本書。
後來，美國記者海倫·斯諾1937年也到陝甘寧邊區進行采訪，同樣訪問了同桂榮，給劉力貞拍了照片，以後寫下了《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劉誌丹》一文。這篇文章雖然發表的比較晚，但比以前的報道寫的詳細了許多，特別是這篇文章看到了劉誌丹“十分注意策略”的統戰思想，說他“主張團結國民黨中的愛國者，包括他們的軍官。他不主張對沒有人命案的地主搞肉體消滅，不主張把富農掃地出門，主張給地主民團、山大王中的一些當兵的做工作，爭取他們反正，參加紅軍”等，為此劉誌丹“一直被‘左’傾分子認為是右傾，是投降主義的”，甚至遭到逮捕“清洗”。但毛澤東認為劉誌丹做的對。所以，海倫認為“劉誌丹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傑出的人物，共產黨的政治家、軍事家的一個典型”。海倫關於劉誌丹策略思想的提出和政治家、軍事家的評價，可以說在研究劉誌丹的革命思想中前進了一步。
延安時期研究的特點是，黨中央的評價為劉誌丹的曆史地位定了性，從而樹立了劉誌丹在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中的領袖地位，充分肯定了以劉誌丹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這無論是對西北革命曆史的編寫，還是對於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發揚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進一步統一黨內思想，團結一切力量進行抗日戰爭，開展解放戰爭，都發揮了很大作用。當時發表、出版的文章、書籍，理出了劉誌丹生平與革命活動的線索和輪廓，為以後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礎。當然，限於當時的曆史條件和戰爭環境，也還有局限性，但延安時期對劉誌丹的宣傳研究直到今天還是我們紀念和宣傳研究活動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