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劉誌丹研究中的曲折發展階段
全國解放初期，黨和人民對革命先烈充滿了懷念敬仰之情。1950年，新華書店曾印刷並在全國發行了石魯1943年所畫的劉誌丹像，當時發行量很大。1951年，西北局領導舉辦了陝甘革命烈士生平展覽，並委托西北局黨校開始廣泛收集曆史資料。同時，有關劉誌丹的文學書籍不斷出版。1953年，西北人民出版社再版了《劉誌丹的故事》。1962年，東風文藝出版社再次出版《劉誌丹的故事》以紀念烈士誕辰60周年。1959年1月，陝西人民出版社以64開本的單行本出版了一套革命鬥爭故事叢書，其中有劉景範著《劉誌丹和赤衛軍》、董均倫著《劉誌丹用巧計》、《劉誌丹永寧鬧革命》等冊。由於當時國家處在困難時期，印製書籍的紙張粗糙，但印數在7萬至10萬之間，發行量很可觀。1961年11月，陝西人民出版社以小32開本出版了閻紅彥等人撰寫的《回憶劉誌丹和謝子長》。1962年5月，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劉傑誠編寫的《劉誌丹與少先隊》。同時，馬錫五、孔令甫、劉占江、王子宜、裴周玉等人的回憶文章不斷刊登在報紙刊物上。裴文首次記述了劉誌丹犧牲經過和最後遺言，等等。1959年，陝西省委組織的中國共產黨在陝西地區黨史調查也搶救、積累了許多寶貴資料。更為可喜的是，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指示西北軍政委員會、陝西省人民政府對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時被嚴重破壞的劉誌丹烈士陵園進行整修。1953年烈士誕辰50周年前夕竣工。1959年清明節，劉誌丹夫人同桂榮解放後第一次回到家鄉祭掃烈士陵墓。
解放後10年間，對劉誌丹的紀念、宣傳是正常的積極的。但同時由於高崗事件的出現，影響了對西北革命曆史的研究，特別從1962年9月小說《劉誌丹》被打成“反黨小說”後，對劉誌丹的紀念、宣傳活動基本陷於停滯。“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劉誌丹陵園遭到損壞，“四人幫”對劉誌丹的光輝形象橫加中傷，宣傳紀念活動基本停止。周恩來總理知道後非常生氣，他多次談到劉誌丹的高尚品德，號召學習劉誌丹的革命精神。1970年3月下旬，他接見延安地區插隊知識青年工作座談會代表時又再次談到劉誌丹。周恩來在三個原則問題上充分肯定了劉誌丹。一是，劉誌丹像贛東北的方誌敏、海陸豐的彭湃、廣西的韋拔群一樣，是值得紀念的。二是，在錯誤“肅反”中，劉誌丹看到逮捕他的命令後，單身匹馬到了瓦窯堡，表現了對黨的忠貞不貳。他是一個非常守紀律的黨員。三是，劉誌丹在陝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確實是人民群眾的領袖。這樣，“四人幫”誣陷劉誌丹的陰謀才沒有得逞。1975年，在周恩來的關懷下，劉誌丹烈士陵園再次進行了修葺。
@@三、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擴大宣傳和深入研究階段
1.20世紀70年代未至80年代恢複紀念，終止爭論，研究逐漸深入
1977年，延安地委和誌丹縣聯合召開了紀念座談會。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舉行的第一個活動。
1979年4月，陝西人民出版社以小32開本第一次出版了《劉誌丹的故事》，印數達到20餘萬冊。
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陝西日報》發表了習仲勳所寫《群眾領袖，民族英雄》一文，作者比較詳細的回憶了劉誌丹的革命活動、思想路線和人民群眾對他的熱愛，表達了對劉誌丹深切的懷念之情。同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段明軒編輯的《劉誌丹烈士陵園碑刻》圖片，更直觀的展現了陵園景色和對烈士的紀念。
1980年2月，黨中央為包括小說《劉誌丹》作者在內的所有有關人員和眾多的受牽連人員平反。同年4月，為紀念劉誌丹犧牲44周年，張秀山、裴周玉分別在《解放軍報》、《陝西日報》發表文章，緬懷先烈的豐功偉績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品質和共產主義精神”。同年出版的《革命史資料》第1期上，也發表了聶洪鈞寫的《劉誌丹同誌冤案的產生》。
1981年，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革命英烈》第2期，集中刊登了張達誌、高朗亭、賀晉年、王森然、謝文祥、同桂榮、劉景明、楊丕勝等回憶劉誌丹的多篇文章。特別是全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胡華主編、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卷，發表了由李振民、張守憲撰寫的兩萬多字的《劉誌丹》，使研究工作達到了新的高度，是1943年以來的最高研究成果，至今都是研究劉誌丹的重要成果之一。
這些回憶文章的陸續刊出和傳記的發表，說明黨對劉誌丹及西北革命根據地曆史的研究已經開始重視，禁區已經打開。隨著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全麵展開，對西北革命曆史和劉誌丹、謝子長的研究逐步深入。影響這一進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份是1983年。這年4月，中共中央為了徹底解決長期以來西北黨史問題上存在的爭議和分歧，指定由李維漢、王首道等組成5人小組，邀請原陝甘邊、陝北的8位老同誌，對西北根據地30年代前期以錯誤“肅反”為中心的一段曆史問題進行座談，以解決爭論問題。其宗旨是分清路線是非，總結經驗教訓，統一認識，不再追究個人責任，最終結束這種爭論。會議的結果是形成了中共中央（1983）28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印發《五人小組對於解決西北曆史爭論問題的分析和方針》的通知。這一重要文件成為以後宣傳、研究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曆史，宣傳研究劉誌丹、謝子長必須遵守的原則和政治依據。
為徹底決爭論問題，1985年9月，黨中央又委托馮文彬、宋時輪邀請有關老同誌對《西北紅軍戰史》中若幹有爭論的問題及如何處理進行了座談。會後形成了《關於西北紅軍曆史問題座談會的報告》。中央辦公廳在印發這個報告的通知中說：“這個《報告》，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和解決了長期以來關於西北紅軍曆史上有爭議的幾個問題，統一了認識。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會後對西北紅軍曆史問題的提法，應以這個《報告》為準。”《報告》在三個關鍵問題上統一了認識，同時指出了尚未統一的兩個問題以及解決的辦法。
以上兩個座談會和兩個中央文件，對於研究劉誌丹和西北革命曆史非常重要。此後，不僅停止了爭論，而且使宣傳、學習和研究工作有了依據和繼續深入的可能。在此基礎上，才有20世紀90年代的豐碩成果。這裏應該提到的是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委托馮文彬於1986年1月初，主持了對小說《劉誌丹》中存在的問題的討論，經過中央同意，停止了該書的出版，這也是貫徹停止爭論精神的一個措施。但它絲毫不影響對劉誌丹的紀念、宣傳和研究。
解決了以上問題之後，紀念、宣傳和學習劉誌丹的活動更加活躍。1984年10月，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白黎寫的文學作品《陝北出了個劉誌丹》。1986年4月，劉誌丹犧牲50周年時，中共延安地委和誌丹縣委、縣政府聯合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在北京工作的部分老同誌張秀山、汪鋒、黃羅斌、張策、劉景範等出席了祭陵活動和紀念座談會。中共延安地委黨史辦公室和誌丹縣委黨史辦共同征集、編印了《民族英雄劉誌丹》一書。這本書輯錄了曆史文獻、資料、回憶錄、劉誌丹傳、劉誌丹遺文、題詞、碑文和歌頌劉誌丹的歌謠等40餘篇文章，還編寫了第一個烈士年譜，內容比較豐富。雖然這是一本內部刊印的資料書，還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但它是國內第一本關於劉誌丹的史料專集，為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礎。同時，南梁革命紀念館於同年11月7日成立，並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儀式，這對於研究劉誌丹早期的軍事活動，提供了許多可貴資料。
此外，這一階段，美國作家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於1985年10月先在美國出版，1987年8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劉誌丹的事跡在20世紀80年代又一次在國外得到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