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上說哈裏遜·索爾茲伯裏去世了。美國發出新聞說他的生命結束在汽車上，在從康涅狄格去紐約的途中。我馬上想起了新英格蘭那個與他同名，叫“索爾茲伯裏”的小鎮，想起從那裏到紐約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開車走這條路，把我送往紐約。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哈裏遜·索爾茲伯裏因為二戰中與蘇聯軍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連續發出蘇聯戰場的消息而世界聞名，得過很權威的普利策獎。任過作家協會主席。他跟斯諾是朋友，斯諾早就建議他到中國采訪，向他介紹過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情況。由於種種原因，他直到年近八十才終於來到中國。他為紅軍長征的事跡所感動，便帶著心髒起搏器，沿中國紅軍長征的路線艱苦采訪了一路，在中國、在海外采訪了上百名與長征有關的、各方麵的人物。書印出來時已過了八十大關。在中國，這個年紀的作者多半會用從容的方式“發揮餘熱”。他卻像年輕人那樣又做起寫“新長征”的準備。與此同時，他與卡曾斯、裏斯等專家學者，積極為開創中美作家定期對話熱心奔走。在馮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這個願望終於實現，此後數年間連續舉行多次。按年紀按成就按家產，他已算誌得意滿的人了。仍如此拚搏，是他把工作看成個人的存在形式。
我1986年到美國參加中美作家會談。他熱情接待。會議由雙方共同主持，互諒互讓，合作得順利愉快。我擔心記者一個個把作家單獨調出去訪談，影響會議進行。他便決定開幕時發布一次新聞，然後轉到海邊僻靜小鎮關上門開會，謝絕采訪，會後再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建議參加會談的雙方作家，應包括各種不同觀點和藝術傾向的人，要最有影響，最負盛名的人。我們便將與會作家的名單事先通告給他們，征求他們意見。結果會開得很成功，氣氛極融洽。大家暢所欲言交流了創作觀點，探討了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並為以後對談做了安排與設想。
“我要寫中國的新長征——改革開放。要采訪中國農村，這方麵你能給我點什麼建議？”有次在海邊散步，他向我問道。
我說：“不要隻看最好的，也不必專注最落後的。多看看中間的，傳統的中國農業地區，那是中國農村大多數。”
“具體地點你認為哪裏合適？”
我說：“可以去山東，那是中國典型古農村區。”
“再具體一點！”
我說可以去我的故鄉平原縣。那裏從戰國時期就建立了縣治，而直到改革開放前，似乎還用傳統的辦法種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並請我為他做向導。
1987年他又來中國。先去了南方，從南方打電話來約我在山東德州會合。
德州是我的故鄉，對他很歡迎，安排周到。我領他看了抗日戰爭戰鬥遺跡，看了農村和鄉鎮企業，訪問了幾家養殖、運輸、工商個體戶。請老農、基層幹部給他介紹曆史和現在的情況，還找了位熟悉曆史的作家介紹當年義和團起義的史料。他非常興奮，白天跑了上百公裏，參觀采訪。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戰的老打字機整理素材，不論幹到多晚，不把一天采訪材料整理完決不上床。有天他約那位作家來談義和團。談到淩晨兩點還沒結束。我隻得把作家叫出來，悄悄囑咐他適可而止。我說：“老頭是年過八旬的人了，不要累垮了他。”那位同鄉找個藉口告辭了。後來老索知道這是我的主意，對我很不滿意地說：“你怎能這樣對待我，我是小孩子嗎？你的好意真叫人受不了。”
白天采訪，晚上整理材料。我倆隻在車上才有空交談。有一天途中趕上了一個村逢集。他叫車停下，頗有興致地到集市上走了一圈，他看中國農民，農民也看他。雙方都衝著對方笑，雖語言不通，但互相友好的心願都表達無誤。回到車上他問我：“這地方是不是很少有外國人來？”我說：“今天可能是他們第二次見到外國人。”他問：“那第一次是誰？”我說：“二戰中的日本軍隊。”他聽了大笑。笑完說：“他們對我態度很友好，他們能分辨洋鬼子也有好壞！我喜歡這種毫無準備的見麵，這才是真實的情形。”又說：“市場很興旺。當然生活水平還很低，但看得出溫飽已不成問題，而且有了閑錢。年輕人開始追求時髦了，你不見有人在買牛仔服嗎？鄧小平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這裏人說改革開放這兒年，比過去幾百年的發展還快，這是可信的。我明白了為什麼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深得人心。”有一天參觀一個個體戶養雞場。那戶主是個刑滿釋放人員。曾因替日本侵略者效力判過多年徒刑。服刑期間學會養雞，釋放後正趕上改革開放，就自己辦起了雞場。富裕後很熱心公益，受到了政府和群眾歡迎。那人對老索招待當然很隆重。可是老索冷淡，稍看看就離開了。在車上我問他：“你好像對這裏不大感興趣。”他說：“我對為敵人效勞的人心裏厭惡。到這裏我隻為證實一件事：連這樣的人經濟活動都得到政府支持，可見改革開放的決心。”
最後一天我領他到我的村子去做客。他跟我們村長和鄉親們暢談了兩個小時，又在村中參觀。我們村的經濟情況是中間偏下的。但家家都住上新房。惟我家仍是土房，因為多年沒有人住，快要塌了。我的堂弟覺得丟人，不肯叫他去看，他諒解地笑笑，沒有堅持去。但在車上表示很遺憾。同時對我說：“你無論如何再到美國時到我家裏看看，住幾天。不是紐約那個公寓的家。是康涅狄格一個小鎮。那個鎮的名字就叫索爾茲伯裏。”
我問：“是因為你住在那裏，才起了這個名字嗎？”
他說：“不是的，完全巧合。但因為這個巧合，我更不願意離開那裏了。那裏才是美國，到了紐約不等於到了美國！”
1988年我參加完漢堡的“中國文化周”，應約轉道去了一下美國。
我在紐約下機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了州立大學所在地阿爾伯尼。一進於梨華的家門，她就告訴我索爾茲伯裏來過電話，叫我一到就和他聯係。我立即與他通話。他問我何時能去他家？說他現在外地講學，我定下時間，他如期趕回家去。我說我在東部要在三個學校演講，最後一講是耶魯，他請我耶魯演講完就到那附近的一個小鎮機場與他會合，然後一同去康涅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