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光我倒是認識，他常騎著英國飛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這兒來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對門，總碰見祖光上廁所，他總不會為這個請我吃飯。
我就問：“祖光請誰？”
他說：“請趙丹他們。”
我說：“那我去幹什麼？”
他說：“趙丹想拍你的‘懸崖’，要跟你談談。他明天就回上海，沒工夫單獨約你了，咱就湊一塊去談。他們談趙青拜師的事，咱們談劇本的事，各行其事，兩不耽誤。”
“人家不是要吃飯嗎？”
“咱跟著吃唄，反正祖光花錢。”
“晚上吃飯現在就去？”
“今天天安門前有事，晚了就過不去了。”
等他漱口，淨麵，剃須，熱奶，沏茶，著裝，登履，升冠……這套忙完，就將近中午，天安門前已經人山人海。我倆在人堆中鑽空子前進，走到新華門對麵就再也走不動。隻見畫家彭彬擠在人群中翹首相望，眼睛盯著天安門方向。我們就湊過去閑聊。過了半個多小時，從那邊傳來歡呼聲，又過十五分鍾，近處人頭開始轉動，前邊的人往後退，後邊的人往前擁，隨後就看到毛澤東跟伏羅希洛夫兩位站在一輛敞篷車上緩緩而來，車經過處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歡迎……”但並不整齊——那時距文化大革命還有好些年，還沒定出歡呼致敬的儀式和規格。多的是發自內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場的形式。我也喊了“毛主席萬歲！”還把腳蹺得更高些瞻仰領袖的風采，誰知離我們還有數丈遠時兩位卻坐了下來，車子也加快速度，拐彎進了新華門。盡管兩位都是巨人，坐下後人們也還是看不清楚。我跳起來看了一眼二位領導的後背，就退到後邊去休息。人散開後我們繼續前進，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點鍾，宗江說：“中午咱們省了一頓，這晚飯還不知什麼時候吃上，咱先吃點什麼墊補墊補吧。”就到東單三條口，吃了頓奶油炸糕，到帥府園吳府時離吃晚飯時間不遠了。
祖光家裏好熱鬧，一進門就聽見滿是上海閑話，吳儂軟語。黃宗英、上官雲珠、趙丹……足有七八個人，擠滿了東廂房一屋子。還有幾位生臉：一個漂亮小夥，說是趙青的全權代表，趙青有事不能來，他替她來談拜師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名叫岑參，剛從香港回到內地，正準備拍一部戲曲片。當時我還沒經過當右派的磨練，麵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麵前有點自慚形穢。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風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師的聯絡人，正和趙丹、宗英、趙青的代表商量有關細節；鳳霞是女主人，要忙著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煙。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謹寂寞，就拉過上官說：“小鄧有點認生，你來照顧他。”我和上官在上海隻有一麵之交，並不熟悉。她卻認真地照顧起我來，拿過一盤鳳霞母親做的炒紅果說：“他們講話咱們就吃，談談你最近又在寫什麼。”隨後又把香港演員送她的一把尼龍傘打開給我看——那時我們市麵上還沒有尼龍製品。她想叫我看個新鮮，我從這裏卻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師事務談完後王雁和趙青的代表就告辭而去了，祖光就領著大家步行上新開路康樂飯館。我跟趙丹在路上就進行談判。講好三個月之後交稿，在這期間我要請創作假，創作假期間我是不領工資的，趙丹答應簽定合同後就先預支一筆稿費給我做生活費。走到康樂時我們已達成協議了。
那時的康樂還是家庭飯館，住房改的營業廳，隻能擺下一張圓桌。白天賣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隻做兩桌，所以要提前訂座。我們來時前邊那一桌還沒吃完，掌櫃的說：“多包涵您哪，屋裏沒地方，先在這門道裏站會吧您吧。”這幾位大明星、名導演就都站在那兒紮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煩，不知外邊走路的哪個人認出了趙丹，就伸過頭來看。北京人有從善如流的好習慣，隻要有一個人伸頭看，一會後邊就站上一幫。還有人自來熟，湊過來問：“早來了？開會了是吧？”大家就提議進裏邊站著，寧可叫裏邊人討厭，也別惹外邊人圍觀。祖光帶頭進了屋，一進去就響起一片寒暄聲。原來梅蘭芳先生在請客，蕭長華、薑妙香都在坐，請的是老明星徐來夫婦。大家既都認識，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別的幾位也舉著筷子讓坐，亂了一陣他們匆匆吃完把桌子讓給我們。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櫻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於職守，吃飯時仍拉我坐在她身邊，見我愛吃什麼總是為我多布些。結果我吃得最實惠。
幾杯酒下肚，談話海闊天空起來，有兩個話題我最感興趣，一是宗江談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請鳳霞演女主角，一是鳳霞講起評劇演員王度芳一件往事。舊中國時王度芳在台上唱戲，一抬腳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飛到台下正砸在一個特務的頭上，那特務跑到後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頓嘴巴。王度芳有氣沒地方出，當晚就請自己吃了一頓紅燒肉。上官建議我把這個細節寫進將來的小說裏。因為她問近來在寫什麼時，我說想要寫一個反映戲曲藝人生活的小說。
我想大家看到這兒準煩了，吃頓飯用得著這麼羅嗦嗎？別急，你往下看，下邊還有文章：
過後不久，趙丹寄來三百元預支稿費，我請創作假回到北京文聯寫劇本。劇本沒寫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三百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勞動改造後，有天放假，溜到西單劇場去聽昆曲，意外的碰到了宗江。我覺得沒處躲沒處藏。宗江卻依然如故，親切地問我身體如何工作怎樣，既不提我當右派的事也不問我劇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筆帳一定要還，可眼淚直轉，怎麼也說不出口。這股欠債難還的愧疚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正蹲牛棚，有一天來了兩位外調人員，轉彎抹角地啟發我證明趙丹、吳祖光等開黑會的問題。我沒的可說，那兩人就火了：“不開會你怎麼能拿到趙丹三百元？怎麼就按計劃炮製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鬥爭會，會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對我說：“你小子直到如今沒跟我們露過參加黑會的事，就以為我們不知道嗎？連日期地點我們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別想散會！”
雖然丟人，我也不想塗改曆史，說我“跟造反派展開了麵對麵的鬥爭”。照實說，我是低頭哈腰，老實承認了接受三百元炮製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問我還策劃了什麼大陰謀？我說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腐蝕青年靈魂這陰謀夠不小了，還要怎麼大法？
造反派賞了我一頓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簡直想哭，因為我挨了頓嘴巴連吃碗燉肉出出氣都辦不到。
此事我和誰都沒提過。我為我的認罪瞧不起自己，覺得對趙丹、祖光和宗江都欠著份情。
1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