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法官波斯南斯基博士，學問淵博，善於空談，馬斯河西區的軍官先生們因為聽了他的高論，競一星期一星期地越來越感到絕望。例如，他們聽了他的高論曾疑惑，難道真是他們駐地蒙福昆向詩人海涅提供了材料，因而他才能在《蒙福昆的山婦約翰娜》中嘲笑自己的同行福凱·烏蘭德和提克嗎？實際上，善心的波斯南斯基並不期待他們這樣深刻地理解他的談話。但是，人們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不學無術的蠢材，具體地來說，像副官溫弗列德上尉這樣不和藹的軍官，簡直是曲解了軍法官的高論。
“我不反對猶太人，”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旅長海斯塔將軍（他是一八三五年出生於一個由匈牙利遷移到普魯士來做事的官吏家庭裏的）說，“隻要猶太人老老實實地呆在那裏，不聲不響，我當然絕不反對他們。假若他們像狗一樣蹲在沙堆前麵，擺開幾本破書，賣弄他們的學問，那就非得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不可！”
波斯南斯基博士聽到了這樣的話以後，他那特大的嘴的兩個嘴角不由地抽動了幾下。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半側著頭斜望著天空，十分冷淡地說：
“這是在新的習慣和我們布蘭登堡的習慣相混合的情況下產生的。讓他們這些高個子普魯士人像我們一樣地跳舞吧！他們沒有參加費爾貝林之戰。在莫爾維茨到托爾加烏的戰線上，他們是站在敵人那方麵的，滑鐵盧之戰我也沒有看到過像他們這樣的雞雛還敢大言不慚地發表議論。”
而且，波斯南斯基博士清楚地認識到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是非常緩慢的，而在這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中人們的意識卻以蝸牛式的步伐在改變著。由於他的這種認識所產生的哲學家的獨有風格，朋友們給了他很高的評價。
“假若我認為在有盈虧變化的月亮下邊，一切都像現在這樣永恒不變，那麼我在早飯時把耗子藥吃下去，等到晚上你就能替我舉行葬禮了。”
這些話是一天中午，波斯南斯基跟溫弗列德上尉說的。他倆因為到恩村村公所的地下室裏來辦緊急公務時碰到一起，就坐在那裏聊起來了。談話中，他們還涉及到了師的換防這一類重大的問題。李霍夫的師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四高地和陣亡的士兵都可以說明這一點。現在，這個師又要調回對僻國作戰的戰線上去了。從戰爭一開始，這個師就經常在對俄國人作戰的戰線上。索姆河戰役的許多地名也可以寫在這個師的功勞簿上。在這個時期，該師已經鑿了好幾條石頭隧道，拉賓隧道，加爾維茨隧道、俾斯麥隧道、李霍夫隧道。這個師要使啦？馬斯河西岩地區記過保持。師長馮？李霍夫許可他所指揮的全體官兵進行種種活動，但不得越軌。從步兵到時常喜歡對師長有單獨看法的師部辦公室，所有的人都知道師長的這項要求。的確就是今天，老李霍夫還在官兵之中享有很高的威信。8月17日，法軍占領了馬刺斯河左岸，隧道裏躺滿了德國官兵的屍體，然而皇太子左右的一些將領還認為，李霍夫所扼守的陣地上絕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時波斯南斯基和溫弗列德兩位先生做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事情。溫弗列德上尉想報告一下即將撤離的地區的優勢，而波斯南斯基則想要調查恩村糧秣庫的破壞事件。參謀部裏正在對糧秣庫的破壞活動相互推卸責任，誰都不肯承認曾經參加過這一活動。
“盡管他們都是因為飽才去參加這種破壞的，”波斯南斯基很嚴肅地說，“主要的責任仍然應該歸咎於這個地方的地名，因為法國人雖然頑固，把這個地方叫做‘祖先’，而我們德國人仍把這個地名讀作‘吃’，因此他們是根據這個地方的地名采取行動的。”
“波斯南斯基，”溫弗列德悲痛地說，“難道你就一點惻隱之心都沒有的嗎？”
“怎麼能沒有惻隱之心呢！譬如說，我很憐憫我的書記官阿德勒，因為他害怕被弄走，嚇得直哆嗦。”
溫弗列德抬起頭來說道：
“波斯南斯很愁悶地搖搖低垂的禿頭”。
“可惜失去一位善良的法律家，尤其可惜的是，失去了這樣一個精通業務的法律家。那麼這不得不再找一個安哥拉的書記官啦？”
“找這樣的人有的是，”溫弗列德上尉一麵說，一麵翻閱某一個營的作戰日誌，他想要命令這個營的營長，讓他擔負掩護任務。
“實際上並不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樣，很難物色到這樣的人。我要求我的書記官要具有一定的道德品質，而且不是在街頭上成長起來的。”
“找吧，一定會找到的。”副官一麵嘟囔，一麵用橡皮擦掉用鉛筆寫在報告上的日期：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至十八日非常危急的幾天。
“不過你大概也注意到最後的幾句話了吧？”波斯南斯基說著，準備要走。
“那幾句話是怎樣寫的呢？”溫弗列德抬起頭求問道。他的兩隻明亮的目光正好跟這位肥胖的朋友的暗灰色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上麵寫著敲過門以後，就應該把門打開。”
溫弗列德笑了，他說：
“我知道。請你跟蓬特下士坦率地說，我可以做後盾。”
“多謝你，”波斯南斯基很高興地說，“你簡直是太善良了！我什麼時候能夠得到一輛漂亮的汽車，用它作一次短期的旅行呢？從丹渥戰地醫院傳出奇妙的歌聲來了。”
“不會是別人，這永遠是洛林茨·蓬特唱的。”
“再見吧！”波斯南斯基彬彬有禮地說。
波斯南斯基踏上窄狹的樓梯，他的眼睛近視得很厲害，加上散光，在半黑暗中不敢放開步子走。他決心硬著頭皮去對付這一令人苦惱的會談：他的書記官阿德勒正在樓上等他，他是律師，還在柏林最高法院作過法官。但波斯南斯基很快就拋開了這些思想。奇怪的是，事情的發生總成雙成對，連著兩天他接到了從同一個戰地醫院寄來的兩封控訴信。第一封是野戰醫院院長寄來的，他控訴某一個雜役兵大隊關於鞋子的情況，並且希望通知該大隊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第二封是一個受傷的少尉寄來的，他控訴謀殺他年輕弟弟的嚴重違法罪行。波斯南斯基扶著欄杆，走上周圍都是廢墟的樓房，他突然想到，人類對正義的追求是永恒的。在戰爭最激烈的時期，人類的文明早已遭到摧毀，房屋都被破壞了，就像這裏的村公所一樣，人們依然嚴酷地、頑強地反抗一切非正義的行為，並且向在和平時期大吵大鬧，而在戰爭的年月裏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可恥的違法行徑作堅決的鬥爭。實際上，這是可喜的好現象。因為隻有這種果決的行為，才能在這個罪惡的深淵上搭起一座正直的橋梁，創造出有意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