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的構想
1942年8月12日晚，英國首相丘吉爾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正在克裏姆林宮舉行他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會談。
丘吉爾來訪前，曾反複思量著他這次來蘇聯的使命：當麵向斯大林說明1942年不能在法國開辟第二戰場。會談最初兩小時的氣氛陰森沉悶。丘吉爾滔滔不絕，論證1942年進攻法國海岸是不行的。斯大林表情嚴肅地問道：“據我理解，你們是不能用大量兵力來開辟第二戰場，甚至也不願意用6個師登陸了？”
丘吉爾回答：“的確如此。我們能夠用6個師登陸，但這樣的登陸有害無益。”
斯大林反駁說：“我對於戰爭有不同的看法，不準備冒險，就不能獲得勝利。為什麼你們這樣害怕德軍呢？軍隊必須在戰鬥中流血。假使不使軍隊流血，就不了解軍隊的力量。”
兩個人唇槍舌劍、爭論不休，會場出現令人窒息的沉默。這時，丘吉爾打開了一幅南歐、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圖，企圖證明，“歐洲第二戰場並不是唯一的第二戰場”，並且說，美英兩國已經決定進行計劃中代號為“火炬”的戰役。該戰役的目的就是以7個美國師和5個英國師的兵力占領法屬北非沿岸。丘吉爾說，勝利實施“火炬”戰役的優點在於可肅清地中海的敵人，獲得轟炸意大利的基地，從而威脅希特勒歐洲的腹部。
為了說明自己的論點，丘吉爾邊說邊畫了一張鱷魚圖，對斯大林說：“我們在打鱷魚的硬鼻子時，也要攻擊它的柔軟的腹部。”丘吉爾意在證明：橫渡英吉利海峽進攻法國海岸是打希特勒這條鱷魚的硬鼻子，而進攻北非地中海是打其下腹。
這次訪問結束後，丘吉爾於8月16日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電文最後高興地寫道：“總的說來，這次訪問莫斯科的確使我受到鼓舞。我深信，這次我所帶去的使他們失望的消息，隻有由我親自傳達才不致於引起真正嚴重的分裂。到莫斯科去是我的職責。現在他們已了解到最壞的情況，他們十分友好地提出了抗議。盡管此刻是他們最憂慮、最困窘的時期，他們的態度還是友好的。此外，斯大林完全承認‘火炬’作戰計劃的巨大優越性；我也確實相信，大西洋兩岸的人們正在以超人的力量把這個計劃推向前進。”
丘吉爾有理由感到高興。1942年夏初，希特勒在蘇德戰場南翼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戰役，相繼攻占刻赤半島、塞瓦斯托波爾要塞，進攻庫班和北高加索，同時對頓河中遊和伏爾加河下遊實施進攻。蘇軍展開了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1942年德軍共267個師中，70%的戰鬥力最強的部隊都在蘇德戰場，在法國、比利時和荷蘭僅部署有德軍的15%的師。這些師的補充兵員都是年老的士兵和未打過仗的年輕人，且裝備低劣。德軍在蘇德戰場上占據優勢，蘇聯要求英美在西歐迅速開辟第二戰場，從蘇德戰場吸引走40個以上的德國師。蘇聯統帥部的夏秋戰役計劃正是以指望在1942年建立歐洲第二戰場為基礎的。現在丘吉爾明白無誤地告訴斯大林：我們在1942年不能在法國登陸，用6～8個師登陸也不可能，而他這樣做並沒有引起蘇聯與英美的同盟關係的破裂。難怪丘吉爾興高采烈了。
盟國利益之爭
“第二戰場”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與英美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關於“第二戰場”概念本身，蘇聯認為第二戰場就是歐洲戰場，更準確地說，是法國北部的戰場。這一戰場能對法西斯德國心髒地區構成威脅，使德國處於兩線作戰的困境。而英國人認為，在北非地中海等地開辟的戰場都是第二戰場。
1941年6月下旬，法西斯德國入侵蘇聯後，蘇聯很快就要求英國立刻橫渡英吉利海峽，進攻法國，從而開辟第二戰場。這顯然是不太可能的。當時美國尚未正式參戰，英國勢單力孤，沒有力量在法國登陸。1941年12月美國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從而極大地加強了反希特勒同盟的兵力和物質資源。
美國參戰前就製訂了“先歐後亞”的大戰略，即希特勒德國是頭號敵人，必須先打敗德國，回頭再收拾日本，至於意大利，因其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均小，不是主要作戰對象。美國人認為：如果他們全力以赴地抗擊日本，就會使盟國力量分散，另外兩個盟國即英國和蘇聯就會有戰敗的危險或者與德意形成長期僵持不下的局麵，這樣即使美國在太平洋戰場取勝後，也勢必要與已筋疲力竭的英國和蘇聯一起去征服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美國的“先歐後亞”戰略是遵循先打主要敵人這樣一條古老的戰略原則而製訂的，是一項明智的富有遠見的戰略抉擇。盡管在美國統治集團內部不少有影響的人對此表示疑議，但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等多數人仍保持“先歐後亞”的戰略，並得到羅斯福總統的堅定支持。
1942年春季，美國軍事當局提出一係列作戰計劃構想，主要是注重西歐戰區，並規定在英國集結部隊和武器裝備，以進攻歐洲大陸。1942年4月1日，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向羅斯福總統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認為：“西歐是最重要的戰區，英國和美國的武裝力量應該在那裏采取第一次大規模進攻。”備忘錄還強調：“必須立即定下主要突擊方向的決心”，而“定下決心馬上就可以製止兵力、兵器的進一步分散。”備忘錄具體規定英美軍隊對法國北部的進攻在1943年春天實施。備忘錄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向法國境內大舉進攻的各種準備工作，主要是在英國集結兵力，代號為“波利樂”；一是1942年舉行進攻法國北部卜雷斯特或瑟堡的有限戰役，代號為“痛擊”。羅斯福立刻批準，並派自己的特別助理霍普金斯和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前往倫敦與英國協商。羅斯福還寫信給丘吉爾，請求讚同美國的計劃，信中寫道：“哈裏（霍普金斯）和馬歇爾所要告訴您的一切，均是我的由衷之言。你我兩國人民要求開辟一個戰場，以便卸下俄國人肩上的壓力。兩國人民很有智慧，完全能夠看到俄國人今天所殺死的德國人和摧毀的裝備，比你我兩國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
英美兩國代表倫敦會談於1942年4月8日至14日舉行，雙方舉行了好幾次會議，詳細討論了美國的戰略計劃。14日丘吉爾首相在最後一次會議上講話時表示，英國完全支持美國總統的重要建議，但又提出了保留意見：不能完全把其他戰役擱置一邊，並指出了繼續保衛印度和中東的必要性。美國曆史學家麥克尼爾指出，“丘吉爾的外交是以故意的熱情同意美國計劃的一部分而使他所不同意的那些部分失去作用”。英美這次倫敦會談就以美國的建議為基礎，製訂1943年開辟第二戰場的共同計劃達成共識。但關於1942年可能舉行的有限進攻戰役則隻要求根據蘇德戰場的形勢而定，沒有具體成果。
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文雅而嚴肅的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先後出訪英國和美國。他訪美歸國途中，再次到倫敦。
5月20日，莫洛托夫一行到達倫敦。莫洛托夫宣布：他此行有兩個主要任務，一是簽訂英蘇共同反德條約，一是關於歐洲開辟第二戰場問題。丘吉爾說，英美兩國政府都在研究開辟第二戰場問題，不過關於開辟第二戰場的日期，暫時還沒有做出任何決定。英軍聯合作戰部司令官蒙巴頓海軍上將在與蘇方軍事代表會談中，引用了專門準備的有關英美兩國現有的登陸艦艇和飛機數字，證明1942年在西歐開辟第二戰場是不可能的。
5月29日，莫洛托夫抵達華盛頓。羅斯福對莫洛托夫說：對歐洲發動大規模進攻，限於登陸艦隻和準備工作不足，隻能推遲到1943年進行；但為援助蘇聯，他正在說服美國軍人承擔風險，並以6～10個師的兵力在法國實施登陸，即使不能保證這次戰役取得勝利，但“為了在1942年援助蘇聯，應該作出犧牲。也許還得經受一次敦刻爾克……但是這次戰役在影響德國人的士氣方麵，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它將緩和局勢，並將進一步提高紅軍的士氣”。羅斯福本人不能決定第二戰場，必須與英國人合作。羅斯福致信丘吉爾，通報他與莫洛托夫談判的情況。他寫道，莫洛托夫對未來幾個月蘇德戰場的形勢深表擔心，羅斯福認為，“這種擔心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企圖催促我們”。羅斯福強調自己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希望在1942年開始進攻，並且特別希望莫洛托夫“此行回國時能帶著某種實際成果向斯大林報喜”。6月3日，蘇美就莫洛托夫此行的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協議。公報指出，“在會談過程中，對1942年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的迫切任務已達成充分的諒解”（該公報於6月11日和12日分別在華盛頓和莫斯科發表）。
6月9日，莫洛托夫再次抵達倫敦，與丘吉爾舉行會談。當莫洛托夫向丘吉爾通報羅斯福總統準備冒“第二次敦刻爾克的風險”，以6～10個師在歐洲大陸登陸的設想時，丘吉爾激動地說：“我無論如何都不去進行新的敦刻爾克冒險，不管誰建議我這樣做。”丘吉爾還說，以6個師的兵力於1942年秋天在法國登陸的實際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但這次登陸是否能夠實施，將取決於當時可能出現的具體形勢；如果連一線成功的希望也沒有，那他任何時候都不會實施這種有限進攻戰役。莫洛托夫經與丘吉爾激烈爭辯，使他勉強同意仿照蘇美公報的格式，將蘇英會談過程中“對1942年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的迫切任務，已達成充分的諒解”這一措辭寫進蘇英公報。但丘吉爾在6月10日會見莫洛托夫時明確表示，公報中關於1942年第二戰場的措辭，並不意味著英國政府“在第二戰場的日期方麵承擔了明確的義務”。
莫洛托夫的倫敦會談和華盛頓會談的結果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蘇英和蘇美協定的簽訂以及蘇英和蘇美關於第二戰場公報的發表，不僅鞏固了反希特勒同盟，而且促進了被法西斯占領各國的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積極發展。然而，會談過程表明，美國對開辟第二戰場態度積極，而英國卻十分勉強。
莫洛托夫剛離開倫敦，丘吉爾就決定第二次訪問華盛頓（第一次是在1941年12月）。6月13日他致信羅斯福：“由於通信不能解決所有沒有解決的困難問題，我認為我必須到您那裏去。”丘吉爾急急忙忙出訪美國，主要是擔心美國政府與莫洛托夫會談後，可能在開辟歐洲第二戰場問題上積極支持蘇聯。丘吉爾想親自說服羅斯福放棄在1942年橫渡英吉利海峽的計劃。丘吉爾津津樂道的是“體育家”計劃和“丘辟特”計劃。“體育家”計劃是英美部隊在西北非登陸，後來改稱“火炬”作戰計劃。“丘辟特”是在挪威北部的作戰計劃。
1942年6月17日，載著英國首相丘吉爾、帝國總參謀長布魯克和戰時內閣成員伊斯梅將軍的“波音”飛機飛往華盛頓。總統與首相在紐約附近羅斯福的海德公園住地和兩國參謀長在華盛頓同時開始了英美會談。6月20日，丘吉爾交給羅斯福一份備忘錄，其主要內容是陳述1942年不能開辟第二戰場的理由。的確，備忘錄中也寫進了準備“波利樂”計劃的必要性，但結尾卻強調：“英國政府不讚成必敗無疑的戰役，因為這對俄國毫無幫助……。我們堅持認為，在今年不應在法國登陸。”備忘錄建議對法屬西北非的軍事行動加以研究，以代替1942年在法國登陸。其論據是，盟國不能在“1942年期間聽憑大西洋戰區無戰事”，這種戰役應當“直接或間接地減輕俄國人的負擔”。
美國三軍參謀長研究了丘吉爾的備忘錄後，向羅斯福總統指出：丘吉爾建議的“體育家”計劃是歐洲登陸戰役的“不祥的代替物”，因為它必然導致大量轉移擬用於歐洲登陸所需的艦船，從而削弱主要戰略方向的突擊力量。美三軍參謀長還嚴正指出，在西北非登陸“即使完全成功地實現，也不能迫使德國人從俄國戰場撤走一兵一卒、一輛坦克或一架飛機”。
由於美國軍方領導人堅決反對實施“體育家”計劃，6月20日英美兩國軍事領導人準備了一份聯合參謀長委員會關於盟國1942—1943年進攻戰役的報告，該報告是以美國的觀點為基礎的。報告強調：兩國應當“堅定地堅持、堅決和盡可能迅速地推進‘波利樂’計劃的基本決心”；現有條件下不應當實施“體育家”計劃戰役；仔細研究1942年在歐洲發動進攻的可能性，在必要和具有特別有利條件下采取行動。但是羅斯福和丘吉爾再次會談時沒有批準兩國軍事領導人之間達成的初步協議，而是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結論。
6月21日丘吉爾收到了英軍托布魯克要塞投降的消息。英軍的這次失敗將與會者的注意力引向北非問題，雙方都著手討論援助中東戰區的具體問題，使關於未來英美總體戰略的會談暫時中斷了。
6月25日，丘吉爾及其隨行人員返回倫敦。這次華盛頓英美首腦會談，關於西方盟國對德國軍隊實施第一次大規模突擊的地點問題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在英國繼續集結兵力兵器的“波利樂”計劃照常進行，這既可用來進攻歐洲大陸，又可使盟軍在北非登陸。雙方在“痛擊”戰役和“體育家”戰役之間尚未做出抉擇。然而丘吉爾說服羅斯福，“體育家”戰役較之其他戰役更符合英美兩國的利益，這是丘吉爾的一個勝利。
英軍在利比亞的失敗使丘吉爾的政治地位受到動搖，他迫切需要戰場上的勝利來挽回政治影響。丘吉爾訪美歸來後，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堅決態度敦促美國支持在西北非登陸的計劃。7月8日，丘吉爾致電羅斯福，語氣十分堅定：“英國陸軍、海軍或空軍的將領均不預備推薦‘痛擊’計劃為1942年可能實行的作戰行動。”“我自己堅信，法屬北非的戰役（‘體育家’計劃）是在1942年使俄國戰線獲得緩和的最好機會。這個計劃一直是和您的意見符合的，事實上它是您的主導思想。這是1942年的真正的第二戰場。我已與內閣和國防委員會商量過此事，大家看法一致。這是今年秋季可能實行的最可靠的、最有成果的攻擊。”7月14日，丘吉爾再次致電羅斯福：“我極盼望您了解我現在的處境。我已發現，沒有人認為‘痛擊’計劃是可行的。我很希望您盡快實行‘體育家’計劃……”
丘吉爾語氣堅決的電報對美國總統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美國總統逐漸傾向支持英美軍隊在西北非海岸登陸的主張。美國國內的政治情況也是羅斯福態度轉變的重要因素。1942年11月，美國國會將要進行選舉，如果在此之前美國軍隊還沒有對德國采取積極的軍事行動，羅斯福的共和黨在國內的地位將會嚴重動搖。考慮到這些因素，羅斯福決定緊急向倫敦派出自己的特使霍普金斯、馬歇爾和金海軍上將，與丘吉爾和英國軍事領導人會談，以便達成今後如何進行戰爭的協議。
7月18日，美國談判代表在英國的普雷斯特韋奇上岸，然後乘火車到倫敦。7月20日，美英代表在英國內閣辦公室舉行第一次會議，丘吉爾在發言中談了英國政府的觀點。他並不直接反對1942年開辟第二戰場，而以英國未能“擬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計劃”來進攻大陸加以推諉，並要求在討論這一問題時要考慮到氣象條件以及目前可以利用的資源。談到“體育家”計劃，丘吉爾強調：“我們肯定應該對這個計劃的種種形式，從各個角度加以審查。”
7月20至22日第一次全體會議後，會談在英美雙方參謀長級進行。馬歇爾首先發言，向英國同行解釋了經過修改的“痛擊”戰役計劃，其中認為“圍殲”計劃是“痛擊”計劃的最初階段，執行這一計劃不僅是為了在歐洲大陸設防固守，而且是為了在已占領的登陸場增加盟軍兵力並進一步擴大登陸場，並強調科湯坦半島的瑟堡是最適合的登陸地點。馬歇爾申明：實施“痛擊”計劃，第一，能夠鼓舞蘇聯政府，因為它將具體體現盟國從東線引開德軍的意圖；第二，將為盟國在1943年實施戰役提供進攻基地。可是，英國三軍參謀長們對這些論據十分懷疑。會談陷入僵局。
會談陷入僵局後，馬歇爾致電羅斯福總統報告情況。羅斯福電告霍普金斯、馬歇爾和金海軍上將，說他對倫敦會談的令人失望的結局並不感到特別驚奇，並指示製訂能使美國陸軍在1942年參加對德國法西斯作戰的其他戰役計劃。羅斯福提出了5個戰役方案，並優先考慮在北非登陸。接著羅斯福又向在倫敦的美國代表發了一份電報，重複說他現在讚同1942年在北非實施進攻作戰。
接到羅斯福總統的新的指示後，英美倫敦會談重新開始，7月24日雙方就1942—1943年實施戰役的問題迅速達成協議並通過了備忘錄。備忘錄寫道：
假如在9月15日以前出現了俄國人在東線的抵抗停止或急劇削弱的征兆而使順利實施‘圍殲’戰役的希望變得渺茫，那麼，就應當定下在1942年12月以前的短期內實施在西北非沿岸登陸的共同戰役的決心。因此，必須立即製訂這種非洲共同戰役計劃並確定集中交通工具、海軍力量和部隊的最後期限，以便在1942年12月1日以前實施登陸後第一梯隊的登陸行動……
不言而喻，實施非洲戰役，實際上排除了在1943年7月順利實施‘圍殲’戰役的可能性……
雖然一致通過的這份備忘錄具有折衷性，但丘吉爾明白，在法國登陸的“痛擊”計劃已被擱置起來。他高興地寫道：“‘痛擊’計劃就這樣束之高閣，‘體育家’計劃得到了應有的重視。馬歇爾和金雖然不免有些失望，但也服從了他們總司令的決定。”
丘吉爾高興地為他一致寵愛的“體育家”計劃起了個新名字，叫做“火炬”。7月25日，羅斯福總統電告霍普金斯“不遲於10月30日”實行在北非登陸的計劃，應立即著手進行準備工作。當日，美國會談代表離開多霧的倫敦城，啟程返回華盛頓。
這樣，1942年7月，丘吉爾成功地使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的訪問成果毀於一旦，天平向推遲開辟第二戰場方向傾斜。
中國西漢時期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有一句名言，叫做“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種利益升格到國家關係中，即是以國家利益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最高準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英美之間的聯合與分歧說到底也是國家利益之爭。為了打敗威脅全人類命運的德意日法西斯這個共同目標，英美與蘇聯這三個意識形態不相同的大國走到一起來了，結成了同盟。但是所追求的國家利益不同又使三個大國在開辟第二戰場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蘇聯抗擊著法西斯德國的陸空主力，承受著比英美更大的軍事壓力。蘇聯要求英美在西歐迅速開辟第二戰場，置法西斯德國於兩線作戰的困境並加速其敗亡的進程，是完全正當的。
英國在開辟第二戰場中負有主要責任，因為英美兩國的陸海、空軍要以英倫三島為基地，沒有英國的積極合作，開辟第二戰場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國曾經是世界頭號霸主，擁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大西洋和地中海是其兩條主要的海上補給線；英國傳統的外交政策是維持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不允許任何一個大國獨霸歐洲，所以英國在反對德國在歐洲大陸的侵略的同時，又千方百計防止蘇聯過分強大，寧願看到德國和蘇聯兩敗俱傷。丘吉爾為了英國的國家利益，奉行一種邊緣戰略，即首先控製北非地中海和東南歐，這樣既可確保英國的地中海航線，又可確立未來遏止蘇聯的基地。為此，丘吉爾不遺餘力。艾森豪威爾回憶丘吉爾時寫道：“他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領袖。他具有英國人在困難時所表現的勇敢堅定、在順利時所表現的因循守舊的典型性格。他有非常強烈的信念，善於爭論和答辯。他全力以赴爭取戰爭的勝利，履行自己作為英國首相的職責，如果有一種信念和他的觀點發生抵觸，這時要想爭辯過他確實是困難的……他甚至在和一個人討論問題時也要進行激烈的辯論，而且他的強烈的決心使他的陳述聽起來似乎是通情達理的。”正是憑著這股子倔強勁，丘吉爾終於迫使美國人放棄在歐洲大陸登陸的“痛擊”計劃，而追隨英國人執行“火炬”計劃。
美國一開始就奉行“先歐後亞”的戰略，甚至當英美會談陷入僵局、國內要求先集中兵力於太平洋時，羅斯福總統仍扭住“先歐後亞”戰略不放。“先歐後亞”戰略本身就是對著主要敵人法西斯德國來的，可是實際執行過程中卻首先對準了最弱小的意大利。美國沒有英國的積極合作當然難以在西歐登陸，英國沒有美國的合作也難以在西歐登陸，而且英國沒有美國的合作也難以遂行“火炬”計劃。這一點丘吉爾是明白的。美國人最終是讓英國人牽著鼻子走，從而使本可加速的戰爭進程延緩了。看來美國對蘇聯亦存有戒心。
英美兩國1942年在西歐登陸開辟第二戰場當然存在相當多的困難，但並不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那樣就會加速法西斯德國的敗亡，從而加速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遂行“火炬”戰役計劃客觀上也沉重打擊了德意法西斯，卻畢竟不是打在其最要害處。蘇英美三國之間的利益之爭使反法西斯同盟的戰略打擊沿著多個方向展開，而不是徑情直遂的向心運動。所幸的是，三大國之間的分歧並沒有使同盟破裂，從而奠定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基礎。
英美兩國的軍政要人在磋商“火炬”戰役之時，就緊鑼密鼓地展開了選賢任能的工作。羅斯福和丘吉爾都盯上了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丘吉爾多少是出於無奈。對曆史甚為精通的他自然明白：聯盟戰爭多半是誰的兵多槍多實力強就由誰出任盟軍統帥。
馬歇爾文雅沉著、足智多謀，親自領導了美軍的現代化運動，又富有遠見和利他主義精神，自然是最為合適的人選。可是，羅斯福離不開馬歇爾，馬歇爾則有意推薦陸軍參謀部作戰部部長艾森豪威爾出任盟軍統帥這一耀眼的職務。1942年5月中旬起，艾森豪威爾就被馬歇爾派往倫敦考察，以便就把英倫三島作為美軍最大的作戰基地和美軍駐歐部隊的編製和發展問題提出意見。當6月8日艾森豪威爾將一份《給歐洲戰區指揮將領的指令》草案提交馬歇爾並提醒他詳加審閱時，馬歇爾回答：“我當然要閱讀的，你也許是執行這個文件的人。如果真是這樣，你何時能離開這裏？”3天後，馬歇爾明確指示，艾森豪威爾將指揮歐洲戰區。7月底，艾森豪威爾正式受命指揮“火炬”戰役。
艾森豪威爾於1915年從西點軍校畢業時，成績是班上164名學員中的第61位。這是個“將星雲集”之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有58人獲得一顆星或更多的星，獲得最高頭銜的是艾森豪威爾。1939年他還是中校，1943年就升任為四星上將，1944年成為新設立的五星上將之一。艾森豪威爾為何能平步青雲，升遷如此之快，這得益於他的軍事才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風度和手腕，而命運的關鍵是1941年12月任命他為陸軍參謀部作戰部部長。
1941年12月間的一天晚上，馬歇爾對克拉克將軍（艾森豪威爾的密友）說，他準備對陸軍參謀部做一些變動。“我希望你給我一份列有你了解的10位軍官的名單表，你可以從中推薦一名來擔任陸軍參謀部的作戰部部長。”
克拉克回答說：“我很樂意做這件事，可是名單上隻有一個人的名字。如果你非要10個名字不可，我隻在此人的名字下麵寫上9個‘同上’。”
“你如此看重的這位軍官是誰？”馬歇爾問道。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我從未見過他。”馬歇爾說。但他很快補充說，他了解艾克（即艾森豪威爾）的卓越功績。克拉克寫道：“那以後不久，艾森豪威爾奉命調往華盛頓。”
作戰部部長一職迫使艾森豪威爾把美國的軍事戰略和全球軍事戰略聯係起來思考，從而大大拓展了視野。把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民情風俗聯係起來又使他迅速增長了領導才能。
北非登陸是一個完全新型的戰役。這個由英美部隊聯合實施的兩棲登陸要求將兩國的陸海、空軍鑄成一塊鋼板和運轉自如的戰爭機器，這不是一件輕鬆自如的差事。首先必須有一個新型的最高司令部。艾森豪威爾說：“我的第一件工作是物色和組織一個工作班子。馬歇爾將軍批準了我要求沃爾特·史密斯準將當我的參謀長的申請。他真是一個得心應手的人。他善於處理日常事務，也長於清醒地理解重要問題。由於他認真、勤奮和忠誠，他既能處理麻煩的協商，又能從事專業工作。他性格堅強、舉止果斷，對人既不遷就，又能融洽相處。”
艾森豪威爾又把克拉克將軍帶到倫敦，讓他指揮美國第2軍，該軍駐紮在索耳滋伯裏平原。克拉克在西點軍校時比艾森豪威爾低兩屆，後曾在同一個連隊任職。克拉克是位能幹謙虛的軍人。
約翰·李準將做了艾森豪威爾的“糧草官”。李到職後就馬上開始進行一係列繁重的工作，如準備港口和建倉庫、蓋營房、建停機坪和修理設備。艾森豪威爾稱讚說：“在他的領導下，供應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如此重要，其規模是如此宏偉，以致需要一本專著才能詳細敘述。”
駐歐美國海軍司令部是由原海上作戰參謀長斯塔克海軍上將指揮的。他的司令部不屬艾森豪威爾管轄。但他對艾森豪威爾說：“我在這裏設立辦公處的真正原因是協助美國在歐洲的作戰部隊。”很快為“火炬”戰役撥歸艾森豪威爾統率的美國海軍少將安德魯·貝內特便向他報到。空軍司令是斯巴茲將軍，他於7月來到倫敦，指揮美第8航空隊。
艾森豪威爾又盯上了小喬治·巴頓。小喬治·巴頓長艾森豪威爾8歲，是美軍中的坦克戰專家。巴頓曾追隨美國特級上將潘興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因“功績卓著，服務優異”獲得了優異服務十字勳章和上校軍銜。此時正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因迪奧沙漠訓練中心訓練第2裝甲師。
艾森豪威爾向馬歇爾點名要巴頓參加“火炬”戰役。這實際上是他對巴頓的第二次召喚。1942年春季的早些時候，巴頓抵達因迪奧沙漠訓練中心不久，美國擬派一個裝甲師去增援在埃及陷入困境的英第8集團軍（後因缺少運輸艦未能實現），當時身為作戰部長的艾森豪威爾就極力推薦他的好朋友巴頓。艾森豪威爾清楚地記得當時他們談話的情景：“喬治，你是否願意放棄訓練部隊的指揮權，來率領一個師參加實際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