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國藝術故事4
明清繪畫趣話
明清繪畫的特點
1234年，元朝滅亡，明朝建立。明朝弘揚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很多方麵與宋朝一脈相承，在繪畫上，也有反映。1644年，滿族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由於清朝統治者對漢民族文化采取吸收和自願被漢族文化同化的態度，所以，雖然改朝換代，但是與當初元朝代替宋朝相比，社會的動蕩和文化鬥爭的劇烈程度要明顯地溫和一些。在繪畫方麵，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都使前朝的美學思想和繪畫經驗順利地發展下來，作品風格都較為一致。
明清時期的繪畫大致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是宮廷繪畫的複興。明朝統治者建立政權之後，馬上就開始著手恢複各種漢族的傳統文化和典章製度，其中包括宮廷畫院的體製。在明代，雖然沒有正式的畫院，但錦衣衛中所附設的畫家製度，與五代、兩宋的翰林圖畫院具有同樣的功能。而清朝定鼎北京以後，也一直以漢族正統文化的繼承者自居，致力於傳統文化集大成的建設工作，設立相關機構供奉畫家。
這種情況，為“浙派”等勢力龐大的畫派的產生以及興盛創造了條件。
第二，文人畫向商品畫的轉變。在明清兩代，社會比較穩定，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市民階層日趨壯大，於是，傳統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是文學，還是哲學等方麵，都出現了世俗化的傾向。
在繪畫方麵，明清兩代，除了繼承元代以前左右繪畫創作風氣的宮廷貴族和文人士大夫兩大傳統的審美趣味之外，崛起的市民階層的審美趣味，對於繪畫史發展的影響之大，也是不能不令人格外關注的。受此影響，文人畫的創作，雖然在筆墨技法形式上還沿襲著宋元以來的傳統，但他們的創作的心態與目的，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一些無意或無能進入仕途，但又無法去“歸隱”田園的文人，就把出賣書畫作品作為了生存和生活的方式。因為創作心態與目的的改變，所以，他們的藝術，就從超脫隱逸，轉變為迎合世俗，從脫離群眾，到投身大眾；創作的目的不再是為了自娛自樂，而是為了以畫謀生。
另外，除了文人畫家自己的心態產生變化以外，在這一階段，有一些經濟實力強大的商賈階層，需要通過附庸風雅以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形象。古語所謂“富貴近俗，俗中帶雅可以資生；貧賤近雅，雅中帶俗方能處世”，於是，文人和商賈的結合，導致了畫壇雅俗共賞的風尚。
這種情況，為“吳門畫派”等畫派創造了條件。以吳門畫派為例，其興起就與當時的世俗化社會有關。當時的蘇州(吳地)，是全國商品經濟的中心，圍繞著這一中心的人文藝術，自然也就染上了較多市民氣息和商品色彩。吳派的文人們生活在城市之中，由於既沒有官場仕途的俸祿可領，也沒有農村莊園的租稅可收，所以，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像職業畫工一樣，靠出賣自己的書畫作品為謀生的手段。隻是由於文化修養比較高，在審美趣味和表現技法方麵，就與一般的職業畫工有所區別。
第三，是西洋繪畫的傳入。伴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西方注重科學的各種繪畫作品和技法也陸陸續續地傳到中國，以其精確的寫實性，對於傳統繪畫側重於意境、筆墨的觀念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傳統繪畫向近現代的轉軌提供了必要的借鑒和重要的契機。
浙派畫風
在明清兩朝的繪畫史上，以戴進為代表的一批浙江籍的職業畫家，是首當其衝的一個重要畫派，史稱“浙派”。
浙派畫風，以南宋院體的劉李馬夏為榜樣，在筆墨上，以粗豪勁利的特色取勝。浙派是個非常廣闊的概念。
當時，以吳偉為代表的“江夏派”，因為在傳統師承和筆墨特色上與以戴進為代表的浙派完全一致，所以也被包括在廣義的浙派範圍之中。
浙派在明代前期非常興盛，並且受到統治者的青睞。浙派中的很多畫師，進入到宮廷之中，成為錦衣衛的供奉畫家，是宮廷繪畫創作的主要力量，所以，畫史上又往往稱浙派為“宮廷派”。
戴進，今浙江杭州人，是浙派的開創者和領袖人物，善畫人物、山水、花鳥。其畫風以南宋李唐、馬遠為宗，兼學北宋的郭熙、燕文貴。用筆粗放、簡括，但是過於直白，力量外露，內涵單薄。在藝術上，並不是十分突出的。傳世作品有《溪堂詩思圖》。
另外一位浙派領袖人物是吳偉，江夏(今湖北漢口)人。曾入宮廷錦衣衛，並被授為“畫狀元”。其早年畫風，工整細致，有文弱之嫌。中年以後，變為蒼勁奔放，潑墨淋漓，猛氣橫發。這種畫風，與他迎合世俗和宮廷的審美趣味直接有關。
當時的宮廷繪畫趣味與前朝相比，是比較特別的。無論是五代還是唐宋，所謂宮廷繪畫，都是偏向於綺麗萎靡，與粗豪奔放的畫風相反；不過，在明清的宮廷繪畫中，倒是粗豪的畫風占了上風。
在戴進和吳偉生活的年代，浙派風靡宮廷之中，畫家們的創作，不是學戴進就是學習吳偉。因為榜樣單一，而榜樣本身的成就有限，所以畫家們畫作雖多，但麵目單一，無足可觀。可以說，雖然浙派借助於宮廷的力量極盛一時，但真正值得稱道的成就是相當有限的。
浙派之外，邊景昭、孫隆、林良、呂紀等畫家的花鳥畫創作，雖然也是出於院體，但麵貌較為清新多樣，有一定的成績。其中林良和呂紀的成就稍為突出。
林良用水墨畫花鳥，造型準確，但不同於一般院體花鳥的刻畫雕琢；用筆粗勁，墨氣豪放，但又不像一般文人花鳥那樣失於筆墨遊戲。他的花鳥畫法，借鑒了南宋院體水墨蒼勁的作風，奔放淋漓、不拘細節。其狂放的作風，與一般文人畫文雅含蓄的美學理想有較大不同，但對於水墨寫意花鳥畫的確立，則具有啟迪的作用，後來的沈周、唐寅和朱耷等人，都從他這裏學到了很多東西。
呂紀的水墨畫，風格上要比林良文秀一些。作品既有工筆設色的，也有水墨寫意的，兩種畫法相互滲透，畫風中和。
總的看來，浙派畫家與畫風在當時，既有名聲又有勢力，但是成就有限。在浙派之外的一些花鳥畫家如上述幾位，還有蘇州地區的徐賞、謝縉、杜瓊、劉玨以及嘉興地區的姚緩等，所畫山水畫有相當的水平。另外，文人畫家雖然調子很低，不引人注目，但是仍然在擺脫名利的狀態中平靜地進行創作，雖然名聲和聲勢沒有浙派和宮廷諸畫家來得大，但是論藝術成就，是並不在他們之下的。
吳門畫派
文人畫作為中國傳統文人的一種表達方式，自從產生以來，就一直伴隨文人左右，始終未曾消失。在明朝初期，因為它沒有新的創意出現，甚至反而有所退步，所以其成就也就不太引人注意了。
後來，沈周開創了著名的“吳門畫派”，文人畫才得以複興。所謂“吳門畫派”，是以合稱“明四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為代表的一批蘇州畫家，蘇州在當時被稱做吳地，所以就叫做吳門畫派，或者簡稱吳派。
沈周是吳門畫派的領袖。其人忠厚平和，易於交道，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視同仁，以禮相待，所以廣結善緣，頗受歡迎。因此，吳派畫家中的許多人，無論是他的學生，還是他的朋友，都直接間接地受到過他的指導和影響，於是他也成了公認的吳門畫派的領袖人物。
沈周以山水畫的成就最為突出，傳世《廬山高圖》，其次是花鳥。他的繪畫，筆墨凝練而厚重，恢弘而敞亮，質樸得似乎顯得有些木訥。其筆鋒微禿，用筆平直，很少婉轉，在貌似平易中顯示出倔強的個性。他的花鳥畫，同樣是變流麗為樸實，變飛動為凝練含蓄。對於前人古法，沈周遍采眾長，盡可能融合各家風範，爭取把山水、花鳥等不同畫科的畫法都融會貫通起來，找到二種適合於各種畫科的方法，爭取以一法而貫眾法，這是沈周對於文人花鳥畫的一個創舉。
沈周之後的吳派領袖，是沈周的學生文征明，也是蘇州人。人物、山水、花鳥各科全部擅長，尤其以山水的成就最大。其畫風初學沈周，再上追董巨、二米、趙孟頫、元四家，對趙孟頫用功尤深。他的作品，格調清剛而瘦削，墨色平淡，氣局拘束，神氣偏弱；筆法粗細並用，細筆柔弱，落於俗套，而粗筆的運用並無粗豪的大氣。
與沈周相比，文征明的畫風要文弱清秀得多。根據當時的評論，有“細沈粗文”之說，意思是沈周的畫風多粗硬，偶爾有嚴謹細膩的作品，則更為人們所珍重；而文征明恰恰相反，作品以細秀的為多，偶有粗放的形體，同樣受到人們格外的青睞。這當然是物以稀為貴的緣故，但也反映了吳派繪畫從力矯浙派的粗硬，漸漸地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流於萎靡的趨向。
文征明的朋友唐寅，字伯虎，蘇州吳縣人。唐寅從小天賦非常，後來因事對學問和仕途失去信心，從此以風流自任，賣畫為生。因為性格放浪，才華橫溢，所以，中國民間關於他的傳說很多，多有傳奇色彩。
雖然在當時的畫壇上，唐寅並非霸主，但是就繪畫的藝術成就而言，他是在沈周和文征明之上的。他對於人物、山水、花鳥各科都非常擅長，山水不次於沈周和文征明，而人物和花鳥則遠在二人之上。這與唐寅自由而無拘束的性格有關。沈周和文征明是規行矩步、拘謹刻板的正人君子，唐寅卻衝破藩籬、豪邁不羈；沈周和文征明都是穩健的描寫，唐寅卻是筆墨與情韻並茂的揮灑。
唐寅善畫仕女，有水墨畫《秋風紈扇圖》、《孟蜀宮妓圖》等傳世。畫中人物是漢成帝的妃子班婕妤，講述她年老色衰，皇帝的恩寵不再的故事。人物形象細腰削肩，細眉小眼，整體造型纖細優雅，但是在文雅之中蘊涵著一種濃重的市井氣息。這種風格，與唐代的綺羅仕女畫判然不同。唐代的仕女圖往往以上層社會的貴族婦女為原型，所以畫得豐肌碩體，雍容大度，有一種富貴的氣派；而唐寅的仕女形象則弱不禁風，氣質楚楚可憐，反映了當時青樓妓女的氣質和神態。這種風格的仕女畫，作為一種典型的圖式，是由唐寅所確立起來的。由於它適合了社會的風尚，所以從此之後，競相仿效者絡繹不絕。
唐寅的山水畫，線條多細長，略有打滑，顯示出其用筆的流利。而用筆的流動和風姿，正合於其橫溢的才子性情。烘染的墨彩，特別明潔滋潤。不過，由於他不追求渾厚蒼茫的效果，所以畫作略有單薄之嫌。
唐寅的花鳥畫，筆墨簡練，造型概括性強，主題更加突出。他采用飛動的筆墨，作粗放的寫意，但是在灑脫的筆畫之中，構圖又是非常嚴謹的，更富有詩情畫意。水墨寫意花鳥畫，在唐寅的手裏，可以說是開出了又一新的境界。
在明四家裏麵，沈周、文征明和唐寅都是文人，仇英是唯一的一位畫工。以畫工的身份躋身“明四家”之列，僅從這一點，即可看出他不凡的繪畫造詣。他也是人物、山水、花鳥兼擅，而以人物、山水的成就更著。其風格，既可以精工典麗，超越同代，也能畫粗放的水墨畫，其筆勢之奔放，墨彩之鮮明，是不比其他三家差的；在總體風格上，是細密文靜的，洋溢著一種細膩的市井情感。他的人物畫也有工筆設色和水墨清淡兩種，作風與唐寅相近，但不像唐寅那樣過於橫溢。在青綠山水方麵，仇英的成就是在其他三家之上的，其畫風縝密，精工之極而不流於刻板瑣碎，功力是相當深厚的。
吳門畫派中還有一位陳淳，是文征明的學生。當時的吳門畫壇盛行細膩秀麗的畫風。陳淳卻以粗放的風格特立獨行。在畫史上，陳淳最負盛名的是水墨大寫意的花鳥畫，被認為是文人寫意花鳥畫的正式開創者，與稍後的徐渭並稱“白陽青藤”(白陽是陳淳的號，青藤是徐渭的號)。陳淳善於用草書飛白的筆勢，水暈墨章的墨彩，來揮寫花卉的情態，品格清秀、文雅。代表作品如《花卉圖》(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