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國藝術故事4(2 / 3)

吳門畫派是中國繪畫史上最有生命力的一個畫派,從明初開始,到萬曆以後趨於沒落,但是直到清朝中期,仍然餘韻悠然。隻是自從明四家之後,由於再沒有像沈、文、唐、仇那樣的傑出人物,因此在創造性上無甚可觀,隻能淪為地方性的小畫派,成就是談不上了。

“群雄割據”的明末畫壇

明末畫壇人才眾多,各立一派。

首先一個重要人物是徐渭,他的水墨大寫意花鳥畫,可以說是千秋獨步,空前絕後。

徐渭,字文長,號青藤,今浙江紹興人。他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位怪傑,擅長詩文、戲劇、書法、繪畫,而且在任何一個領域都與眾不同、無可替代。但是,這個全才的一生卻是坎坷不斷,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華和懷抱,精神上備受磨折,曾經導致精神失常,幾次自殺未遂。

非凡的情感和精神體驗,使徐渭有別於一般的文人畫家,其作品也帶有相當鮮明的特征,在筆墨和情趣上極端強烈,讓人難以忘懷。所畫《水墨葡萄圖》(軸)、《人物圖》(冊)、《雜花圖》(卷)等,舞禿筆如舞丈八蛇矛,潑辣豪放的筆勢,搖曳著酣暢淋漓的墨彩,氣勢連貫,震撼人心。其畫風恣肆汪洋,波瀾壯闊,人所謂“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將傳統文人所推崇的文雅、平淡、寧靜、含蓄和文質彬彬的作風一掃而空。

畫史上曆來將徐渭與陳淳並稱,實際上,兩人的差別是相當大的。陳淳筆墨潔淨清秀,法度謹嚴,意境含蓄;而徐渭則專注於主觀情意的表達,形象隻是表情達意的工具而已,所以,在描畫上,完全不顧含蓄和法度,而是讓澎湃的激情甚至瘋狂左右整個畫麵;陳淳在豪放中帶有嫵媚,清晰中力求含蓄,而徐渭則是縱酒狂歌,橫掃千軍,一吐為快,表現出一種石破天驚的氣勢。可以說,徐渭與陳淳的區別,就是徐渭與傳統文人畫的區別。徐渭是中國畫壇上的一個古怪的旁枝,就畫法而言,這樣張狂的畫風,如果不是附著於他非凡的天才,是很容易走入歧途的。

明末的另外一位傑出畫家是陳洪綬。早在少年時代,陳洪綬就超越了自己的老師、當時的著名畫家藍瑛,藍瑛自歎不如,並對陳洪綬寄予厚望。後來,陳洪綬果然青出於藍,有人評價,元末以後“300年無此筆墨”。

陳洪綬生活於明朝末年。為了反抗腐敗的政治,改變社會的黑暗,陳洪綬曾投身政治思想運動。明朝滅亡後,懷念故國,心情沉鬱。陳洪綬的藝術成就以人物畫最為傑出,花鳥其次。其人物繪畫,長於形象的提煉和高度概括,形體誇張變形,將痛苦和憤懣積澱於古雅而靜穆的描繪之中。所畫的人物,往往形象怪誕,軀幹很大,但人頭很小,不合正常比例。所畫花鳥,也給人以一種奇特的感覺。這種感覺,或許是為了表達對社會的疏遠,是對一種壓抑之後的古怪心理的表達。

在筆墨形式方麵,陳洪綬對魏晉唐宋的工筆重彩和宋元文人的水墨寫意兼收並蓄,同時又融合了民間畫工版刻的技法,別開生麵。早年的筆墨是粗壯,晚年則轉向細圓。無論是人物畫,還是花鳥,都表達一種寧靜,都刻畫了一種奇特的神情,給人以一種夢魘般古怪神秘的幻覺。這種對人物的變形以及對氣氛的渲染,與當代意大利形而上畫派的畫家基理柯有異曲同工之妙,頗具現代派的味道。可以說,陳洪綬被中國當代繪畫理論界稱為“變形主義畫派”,是比較恰當的。

由於具有顯著的風格特點,所以,陳洪綬的追隨者很多,對於中國畫史的影響是廣泛和深遠的,對清代畫壇的影響更為顯著。

在人物畫方麵,還有一位叫做曾鯨的畫家值得注意。曾鯨長期居住南京,而當時的南京,正是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的中心。傳教士們在傳教的時候,也帶來了西洋的《聖母子》畫像,逼真之極、栩栩如生地描繪,在中國畫家中間引起極大的驚異。曾鯨本以人物肖像為業,於是嚐試將西洋畫風融化到傳統的寫真藝術之中,果然別開生麵。有人評論說“如鏡取影,妙得精神”,一時學者甚眾,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清代中期。

曾鯨畫法的特點,是在傳統的方法之外,借鑒了西洋的解剖結構畫法,在麵部著色的時候,不用平塗,而是分輕重濃淡,來表現凹凸明暗的立體效果。這種中西合璧的畫法,預示著中西繪畫互相交流的時代即將到來。比如《張卿子像》。

董其昌和華亭派

所謂“華亭派”,主要指圍繞在董其昌周圍的一批山水畫家。他們的美學思想和繪畫作風大體一致,統稱華亭派。

董其昌,仕途得意,官至禮部尚書。在書法和繪畫方麵,成就重大,不僅是華亭派的代表畫家,也是整個明代後期繪畫的領袖人物,其影響一直波及明末以後的300多年。

華亭派的出現,標誌著文人畫傳統的中興。我們知道,元代以後的繪畫史發展,浙派及萬曆之後的諸畫派且不論,僅以吳門畫派而言,作為文人畫,在性質上並不是十分純粹的。它的隊伍中兼雜了畫工,如仇英。即使文人畫家,也多把繪畫當作了謀生的工具,使自己的創作成了雅俗共賞的商品,以致在畫科的建設方麵,不惜動搖山水作為文人畫大宗和正統的主導地位。這是其一。

其次,從筆墨的表現來分析,吳派繪畫從力矯浙派的粗放形體開始,樹立了文靜蘊藉的風貌,但由於根本立場上的失誤,不久又流於細碎、靡弱。因此,萬曆以後畫壇無序現象的出現,並引起許多人的不滿也就絕非偶然。董其昌有鑒於此,於是挺身而出,致力於從心境和技法兩方麵力矯明初以來畫壇的種種流弊,尤其從理順傳統的師承關係方麵,為文人畫的中興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文人畫中興的理論旗幟是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所提出的“南北宗”論。與其他畫派的畫家對於畫科的全能不同,華亭派的畫家幾乎都是以山水為專攻,至多偶作水墨梅竹而已。所謂“南北宗”論,正是為傳統山水畫梳理一個重要畫學理論,為後來的畫家提供了理論借鑒。具體而論,北宗以唐代的二李為開山,此後有南宋的二趙、劉李馬夏等南宗以唐代的王維為鼻祖,此外還有張謀,五代兩宋的荊關、董巨、二米和元代四大家等。

一般說來,前者多為畫工,注重繪畫本身的功力修煉,在具體畫法上講究勾研刻畫,多用斧劈皴,筆性剛實,而他們之所以作畫的目的,多為外物所役,借以為生;後者多為文人,注重畫外學識的修養和穎悟,在具體畫法上講究渲染,多用披麻皴,筆性鬆秀,而他們之所以作畫的目的,多在於“以畫為樂”、“以畫為寄”。兩相比較,董其昌作為一位文人畫家,既以高雅自任,就應從南宗的傳統入手,特別從董巨、元四大家入手,“集其大成,自出機杼”,成為一代名家。

在這裏,他強調“集其大成,自出機杼”,實際上就是強調對於傳統、尤其是正統的創造性繼承和發揚,表明他既不同意拋開傳統的個性自我膨脹,也不同意以犧牲個性為代價去迎合傳統。那麼,這“自出”的“機軸”又在哪裏呢?他表示,一方麵在於“生而知之”的天賦條件,另一方麵又在於不懈地“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擴充心襟。就具體的創作而論,董其昌則要求以“蘊藉中沉著痛快”的筆墨技法來表現平淡天真的意境。他明確表示:以境之奇怪而論,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而論,則山水決不如畫。這樣,便使“怎麼畫”的筆墨本身獲得了一種獨立的審美地位,而淩駕於“畫什麼”的物象景觀之上。

我們知道,五代、兩宋的山水畫所追求的是客觀寫實的物境,筆墨的表現是服務於真實的自然對象的;元畫,筆墨的表現是服務於畫格的;華亭派山水畫所追求的則是筆墨技法本身,筆墨是服務於“蘊藉中沉著痛快”的純粹形式趣味。這種追求,一直影響到清代的四高僧、四王吳惲、龔賢等。這樣,從物境美、心境美再到純粹的筆墨美,便構成為中國山水畫發展史上的三座高峰而鼎峙千秋。

作為其理論的實踐,董其昌的創作,直率豪邁的用筆,明潔秀潤的用墨,成就是在沈周、文征明之上的,而足以與黃公望一比高下。盡管他也有粗拙的筆道,卻不像沈的粗野;至於用墨的清而亮,則是連黃公望也有所不逮的。作品如《秋興八景圖》(冊)。

董其昌之外的其他華亭派畫家,如宋旭、莫是龍、陳繼儒、趙左、沈士充、吳振等等,路數雖然相通,但實際的成就沒有一個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還有與華亭派相關的“嘉定派”,以李流芳、程嘉燧為代表,也奉董其昌的觀點為經典,但反映在實際的創作中,成就同樣不是十分突出。這一現象,也許是畫家的才分所限,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但大勢所趨,則是再也清楚不過的了。

清初“四高僧”

終於,到了清初“四高僧”、龔賢和“四王吳惲”的出現,董其昌的理論結出了豐碩的成果,譜寫了中國繪畫史上足以與宋、元相媲美的又一重要篇章。

在繪畫史的研究中,向來把“四高僧”、龔賢歸於“野逸派”,把“四王吳惲”歸於“正統派”,並進而把野逸派作為“革新派”,把正統派作為“保守派”。看起來似乎二者如水火不相容。其實,就傳統的淵源而論,二者都是由董其昌的學說而來,隻是清易明的曆史變故,導致了四高僧等抑鬱的情緒,所以在傳統的繼承方麵更注重於個性的發揮,與四王等的傳統價值取向有所區別而已。

所謂“四高僧”,是指清初的四位高僧畫家。他們是弘仁、髡殘、朱耷和石濤,都是明末的遺民,入清以後滿懷家國破亡的悲憤和回天無力的絕望,不願與統治者合作,而遁身空門,以詩文書畫作為人生的寄托。他們均擅長山水,朱耷和石濤則於山水之外,花鳥也畫得非常之好。他們的繪畫,以強烈的個性情緒變化、深厚的傳統基礎,對當時及後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弘仁,俗姓江,名韜,字六奇,出家後號漸江,安徽歙縣人。他的山水學倪瓚的筆法,但結構繁密,氣勢雄偉,化平遠為高遠,變橫皴為直皴,又出於倪法之外。所作氣韻荒寒,不假其虛,當與受徽派版畫的熏染有關。勾線細勁,皴紋較少,而渲染輕淡,所以有一種水晶琉璃般的透明性,顯得異常的高潔、晶瑩,逸出塵寰,這與他悲涼的心境是正相合拍的。所作多取材於黃山真景,所以又不同於單純地從古本中討生活。比如《鬆壑清泉圖》。

以弘仁為首,一時黃山一帶畫家雲集,畫史上稱為“黃山派”或“新安派”,比較重要的如汪之端、孫逸、查士標,與弘仁並稱“新安四大家”,再加上程邃、戴本孝,共稱為“新安六家”。畫風上相互影響,均以鬆秀的筆墨、荒寒的氣韻為特色。附近另有以蕭雲從為代表的“姑蘇派”,以悔清為代表的“宣城派”,以方以智為代表的“桐城派”等,均屬於“野逸派”的範疇。

髡殘,俗姓劉,出家後號石菇、殘道者,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他長期生活在南京,與程正揆相友善,畫史上並稱“二溪”(程號青溪)。程畫初師董其昌,後以疏簡枯勁的作風與髡殘的繁密相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