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吸收佛家觀點，總體上來說是有好處的，借助佛家的啟發，新儒家把儒家思想中原來雖然蘊含著，但是並沒有明確表達的一些東西明確化了。關於人性的本質，關於天命的本質等問題，在孔子都沒有明確地論述，而借助佛家的啟發，宋明理學對這些哲學性的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闡述，王陽明的成就就是其中的高峰。
但是，從另一方麵，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差和問題。就從《傳習錄》的這個例子說。有人質疑：“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這個質疑並非沒有道理，要知道按照王陽明的領悟，好名、好色、好貨這些“人欲”，並非和“天理”絕對對立。人喜歡出名，喜歡金錢美女，在其他理學家看來固然是應該剔除的人欲，但是，王陽明卻已經領悟到了，這些欲望也是天理的一部分，隻要我們能夠適當地安放這些欲望，不讓它們泛濫成災，就不違背天理。當王陽明被質疑為“剜肉做瘡”時，隻好不正麵回答，而嚴肅地（正色）告訴對方，“我這個方子就是好”。原因也正是因為他知道對方的質疑是有道理的。王陽明的真實想法是，“我知道這個做法有剜肉做瘡的危險，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說，現實階段還需要，大本事人過了數十年，亦還用得著”。王陽明固然知道王良所說的“良知不需要去‘致’”有道理，但是更知道在一開始就這樣宣稱，則大家都不去修養自己的心靈了。類似慧能的方法，對一些不適當的人來說，反而沒有作用。所以，王陽明要求人們先從掃除這些“人欲”開始，通過一段時間的修養，可以把這些“人欲”（按照佛教所說就是我執）減弱，然後，就可以用王艮的方式，讓人欲合乎天理了。
王陽明的方法，對治那種自我修養中急於達到高境界，在行為上不自我約束，結果反而成為口頭禪、野狐禪的偏差，很有用處。但是，這樣的危險，就是陷入另一種偏差—這怪不得他，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十全十美的方法。這另一種偏差，就是本文要說的，儒家吸收佛教觀點後出現的過分克己和壓製人欲，過度強調“無私”，最後發展到“狠鬥私心一閃念”。
三
所謂狠鬥私心一閃念，就是要求人，在發現有任何“私心”的時候，馬上“狠鬥”，也就是強力壓抑。按照當時的說法，這樣的效果是可以讓人達到“大公無私”的境界。在實際操作中，這個口號壓抑人性，壓抑人的正常欲望，壓抑人的正常需要，產生了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中，人們不能光明正大地要求滿足個人的需要。不能有“好貨”之心，所以，富裕的人是要遭到指責的；不能有“好色”之心，所以，25歲之前戀愛是被看作類似流氓行為的，愛情歌曲被改名稱為黃色歌曲；不能有“好名”之心，所以，當時的許多小說都是“集體創作”。這樣的壓抑，使得整個社會都沉入一種死寂的狀態，心理極為不健康。
正如我們剛才所分析，“狠鬥私心一閃念”這樣一種極端的態度，實際是儒家的“克己”和佛教的“去我執”、禪定中的“去雜念”結合後，又被逐步扭曲形成的結果。
其實，在儒家一開始吸收佛教觀點和方法時，就已經有一個小小的偏誤了。這個偏誤就是，大家對儒家和佛教的區別注意不夠。儒家思想是為社會生活服務的，是“世間法”；而佛教是為了超越性的追求服務的，是出世間法。因此，對待“我執”或者“人欲”，這兩者的根本目標就不一樣。作為追求超越的出世間法，作為宗教，當然可以讓信徒追求一種很特別的境界，破除我執。但是，作為世間法，這個目標就並不適當，因為“人欲”或者“我執”恰恰是世間生活的基礎，是不需要破除的，隻需要控製調節。
世間法的“克己”隻需要一種自律、自我控製和管理能力就可以了，不應當把佛教中的一些用於出世間的方法引入。引入不當，就出現了“存天理、滅人欲”的做法，出現了把正常的個人利益追求看作是“自私”，甚至出現了“狠鬥私心一閃念”。
當然，在後來的偏差中，還有其他的認知上的誤解。比如，佛教固然目標是去除我執，但是並不認為壓抑的方式可以去除我執，壓抑隻能讓我執的表現更隱蔽。“文化大革命”中，表麵上看大家很大公無私，但實際是人們的私欲以隱蔽的形式繼續存在，甚至在一些人身上表現得更為肮髒惡劣。“狠鬥”，這樣一種對自己內心中的一部分極端不接納的態度，更是會強化人的變態的攻擊性。“文革”期間出現的大量的殘暴行為，從根源上看未必不與此有關。
當然，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出現上述偏差的原因也不僅僅是認知上有誤解。有的人是用這樣的口號作為心理控製的手段，還有種種社會學、經濟學等原因，那應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輯三 從源頭開始清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