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教博大精深，一旦傳入中國，智識之士不可能不受其影響。但是這個影響是什麼樣的，卻也不是很容易預期的，種種因素都會起到作用。正如男女生子，雖然和父母總要有相似之處，但是兒子總歸有一些不同於父母的地方，也許更好，也許更差。
這裏我想稍稍議論一下在“無私”這個觀念上，佛教和中國原有的傳統之間是如何結合的，最後產生了什麼結果。
在無私以及相對應的自私這方麵，中國古代有不同的態度：墨家的態度應該說是無私的，他們以兼愛的偉大精神，全心全意地為大眾的福祉而奔波。墨家團體中，類似傳說中的共產主義，有錢大家用，有飯大家吃。而楊朱的態度則是“自私”的，他的一句名言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過去我們都嫌棄楊朱過於小氣，但是，現在想想楊朱的觀點也很有道理。如果每個人都堅持自己的應有的利益，有保護自己的一根毛的動機，則更容易建立起個人權利和義務的概念，保護社會中個人的合法利益。楊朱的表達也許比較誇張，但是他的思想實際上和西方的個人主義精神頗為合拍，有利於現代公民意識。儒家在這方麵的態度不同於墨家也不同於楊朱。簡單地說，儒家最早重視的是“義”和“利”的區別，認為君子固然不排斥利，但是義更加重要。但早期儒家並不把這兩者對立起來，隻是後來的儒家逐漸變質，逐漸把義和利對立，貶低追求利的行為。並且，逐漸把“無私”和“義”混為一談，把“利”和自私混作一談，於是無私就成為了一種偉大的道德境界，而自私則逐漸被看作是一種罪惡了。
二
在儒家排斥“自私”和溢美“無私”的過程中，其實受到了佛教的一些影響，雖然這個影響未必是佛教的本來意圖。
簡單說來，就是從佛教“去我執”的追求中以及禪定實踐中，儒家受影響加強了對“無私”的追求。
粗略地說，“我執”大致上指的是人和其他生物的“自我保存本能”。出於這個本能，任何人和生物都有一種追求自我利益的傾向，也就是“自私”的傾向。有一本生物學名著叫作《自私的基因》，就是闡述在基因層麵，這種為基因的自我保存和複製的傾向是如何表現出來的。
在一個社會中，必須有一種超越這種自我保存本能的原則，社會才能建立。如果每個人都僅僅為自己生活，那麼社會最容易出現的情況就是“叢林法則”和弱肉強食。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有一種超越於每個人的“私利”的“公義”，而這個“公義”和每個人的“我執”是不同的。儒家的重視“義”正是這個原因。而為了“義”的實現，每個人必須“克己”。按照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術語是用超我抑製本我，也就是不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私的欲望行動。
當然佛教“破我執”的目的和儒家不同，佛教的目的不在於社會，而在於個人精神的超越，破除我執，則精神就可以超越自我保存本能的限製，使精神的境界開拓。這是一種精神性的追求——我們不再是本能的奴隸，而成為了自由的精神。儒家和佛教，一是社會性的，一是宗教性的。
去我執的方法上，佛教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禪定。中國雖然也有類似的方法，比如道家的坐忘，但是畢竟佛教才有最體係化的禪定技巧。儒家吸收了這個方法，用於“克己”的功夫，使克己更有操作性了。
如王陽明《傳習錄》中有這樣的描述：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力子！”是友愧謝。
這裏的靜坐時，將好名等根掃除的功夫，就是儒家的克己功夫。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佛教禪定和破除我執的影響在。傳說中，王陽明前世是一個和尚，固然這隻是傳說，但是從象征意義上分析：所謂“前世”可以象征著“過去的時候”、“前麵的原因”或者“思想的根源”等。比如，我遇到十幾年前的朋友，大家改變都很大，可以說“恍如隔世”，在心理意象中或者夢中，也可以用“前世”這個意象來表達類似感受。王陽明的前世是和尚，在心理意象的表達上，其意義就是“王陽明的思想根源，有佛教的影響”。前人也早就發現了這一點，並且許多新儒家的人物，思想中也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王門弟子王艮的“滿街都是聖人”的說法，明顯類似於禪宗的“人人都有佛性”。“百姓日用即道”，也頗似佛教的“煩惱即菩提”。王艮雖同意王陽明的“良知”說，卻質疑王陽明的“致良知”說，認為“良知一點，分分明明，停停當當，不用安排思索”，又何需去“致”？我們也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到慧能“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