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說《約翰·克裏斯朵夫》中有一個情節。維也納入很喜歡音樂，因此聚會時總要演奏一些樂曲。約翰·克裏斯朵夫出生於一個音樂世家，但幼年的他表現得很不喜歡這些演奏。很多人對此覺得詫異，為什麼音樂世家的孩子居然不喜歡音樂。——而實際情況是，約翰·克裏斯朵夫非常喜歡音樂，因此，他不能忍受那些不好的演奏。
我的表現，會讓一些人覺得我對佛家不是很熱心，其實，我是佛家中的幼年約翰·克裏斯朵夫。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一些有文化的人的野狐禪。
聽他們高談闊論，引經據典，仿佛對佛家深有領悟，看他們時時表現出的高深莫測的表情，讓人都懷疑這些人是否已經明心見性，悟道解脫了。但是，如果你能有機會和他們多一些日常交往，就會發現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也許不僅不超凡脫俗，有的連一般人的道德水準都不如，或者心胸比一般人都還狹隘。
我把他們都歸到“野狐禪”中。
“野狐禪”一詞，來源於一個著名的故事：百丈禪師說法的時候，有個老人對他說，“我不是人，是隻野狐。我過去也是一個有名的僧人，但有一次，有人問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我回答說‘不落因果’，結果五百生都成為了野狐”。後來，百丈撣師糾正了他的錯誤認識，這個“老人”才得以從做野狐的命運中解脫出來。
因此野狐禪，就是代表對佛家觀點的錯誤理解，按照這個故事所說，這樣的錯誤帶來的後果是來生變成野狐。後來，人們把那些看起來聰明，能夠誇誇其談，但是並非真實有境界的佛教徒也稱為野狐禪。
二
佛教傳入中國後，根本的思想雖然保持，但是具體表現的形式上卻受到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而有了改變。最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有兩個，一是淨土宗，另一個就是禪宗。禪宗的特點，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禪宗能在中國產生並繁盛，一個主要原因是道家的一些思想能為禪宗奠定基礎。我們知道道家一個核心的思想，就是“道”的不可言說性。老子《道德經》第一句話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國哲人自古習慣於通過類似直覺性的方法，來把握那些宇宙人心最深的真相，而不習慣於條分縷析，用複雜的邏輯和概念去近似地把握世界。道家固然也不能不有所言說，但是道家明確地告訴我們，這些言說隻是啟發我們領悟的手段，如同捕魚用的“筌”，當我們捕到“真理和真相”的魚了，就應當把注意力放在魚上而不是筌上。
印度佛教產生時，在表達方式上實際很常用嚴格的邏輯思維，因此有非常複雜的術語體係即所謂“名相”，和嚴格的邏輯即所謂“因明”。傳入中國後，這種需要複雜邏輯思維去把握的佛教思想，中國人比較難於消化。玄奘法師，也就是《西遊記》中唐僧的原型，辛辛苦苦西天取經後，在中國創立了法相宗或稱唯識宗，但是這一宗的影響卻並不夠大，原因就是邏輯太複雜了。天資超人的玄奘法師固然能理解，但是對缺少邏輯思維習慣的中國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這並非說中國人智力低，而是說中國人不喜歡用邏輯，中國人的智力是用另外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是用更直接的“悟”來了解真理和真相的。
因此，當達摩祖師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方式傳佛法，剛好契合了中國人的思維。道家長久給中國人進行的訓練起了作用，中國人終於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佛教——禪宗。
三
中國的禪宗大師們發明了許多極具啟發性的方法，能夠很好的激發學佛者，因此，在一段時間內效果顯著。比如當頭棒喝就是一個極有創造力的方法，對執著在名相中的求法者，得道高僧出奇不意的一聲大喝，或者當頭一棒，就能使求法者突然脫離執著，體會到佛法的真相。另外如趙州和尚的公案：有人問什麼是佛？趙州給出一個毫無關係的回答，“吃茶去”或“庭前柏樹子”等。一時間中國出現了大量的悟道高僧、大成就者。
以心理學視角去看這些方法，這都是用於打破思維定勢和慣性的策略性的方法。人的思維有一種自我強化的趨勢，我們的一個觀念會引發另一個觀念，導致一種連續不斷的觀念的鏈條。特殊情況下，這個觀念的鏈條有可能變成一個環，使人反反複複地想同一個事情，那就形成了一種“強迫思維”的症狀。比如回憶一下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曆：一首歌的旋律在你腦海中不停地唱，到了結尾就又轉到開頭，你沒有辦法讓它停下來。這就有些類似強迫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