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方法要好一點，就是做隱士。楚國有個“狂人”，用對山歌的方式和孔子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鳳凰啊鳳凰啊，你怎麼現在墮落了。做過的事情我就不勸你了，以後的事情你還能改。停下吧停下吧。如今要從政是錯誤的。）這反映的是道家中一部分人的態度：當政治已經越來越肮髒的時候，我們就離開政界，到山林中去，過我們自己的健康人生。也就是所謂：天下有道則出仕，天下無道則隱退。
這位“狂人”顯然是屬於道家一派，他能夠在天下大亂前，看到局勢已經不可收拾，也就是“不可為”，這是道家“見微知著”、“一葉落而知秋”的功夫。他重視自己心靈的健康純潔，“德”的完備，這是道家“愛身”也就是自愛的準則。他們的態度是，如果天下事已經不可為，那麼，為什麼我們不保護自己的心靈這世界上最後的一塊淨土呢？
這種態度在中國後世不絕如縷，竹林七賢佯狂避世，就是因為晉代的政治更為肮髒且危險，所以這些士人就通過隱退而“全真”，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真心。楚狂人的時代，政治危險性還小一些，基本上退到山中就行了。而竹林七賢的時代，則危險會更大，即使是嵇康退隱山林，也不能逃脫被殺害的命運。因此，他們隻好故意做出許多荒誕無稽的事情，把自己弄得像瘋子或者朋克，從而能更好的保護自己。這實際上就是“水”的“處眾人之所惡”的態度，靠“就下”而獲得安全。陶淵明之所以被後代中國士人所極力推崇，也是因為他退隱於田園的行為，和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使中國士人所向往。中國傳說中的神仙，實際上也是這一支的人物。現代簡化字多有不足，隻有“仙”這個字簡化得頗為恰當，神仙就是“山人”，也就是這些隱士們。神仙生活，也就是這些有幸保留了人的本性的人所過的生活。
這種態度就是：既然出山泉水濁，不如泉水不出山。
三
但是，這樣的選擇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你們這些高人都退隱山林了，那社會中政界中的人隻剩下了私欲強烈的人，那百姓的日子豈不是更為困苦？完全不考慮這些，未免失去了道家的“慈”或者說“水的滋養萬物”的精神。所以孔子寧願被楚狂人不理解，也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盡可能為這個社會而努力。正是在這一點上，孔子一流儒家的態度，和道家有所不同，往往是一往直前，不顧生死，正是所謂：出山蕩滌混濁水，要讓江河變清流。因此，真正的儒家更為濁世所難容，因為那些肮髒的心靈，會嫉妒這些清明的心靈，並且也會感到這些清明的心靈對他們有所輕視，因此更會增加怨憤。這樣的清水，結果往往是被消滅。唐代衰微時，軍閥朱全忠的謀士李振仇恨當朝大臣，力勸朱全忠：“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朱全忠笑著同意了，一夜殺掉在朝的三十多個大臣，皆投屍於黃河。李振的態度，顯然是代表了這種嫉妒的怨憤。儒家和汙濁的世界是敵對的，這樣的態度其實不像水，而像是江河中的中流砒柱。這顯然不是道家人物的選擇，如果道家人物中，有些為了自己的慈愛之心，選擇不退隱，那他們會如何做呢？
我們不需要猜測，隻要看看曆史就可以了，因為後世的道家中人，也有一些想要出仕的人物。但是和孔子有些不同，是他們往往采用的方式更為委婉，他們會憑借智慧，巧妙地影響當政者，達成有助於被壓製的弱者的利益的目的。比如漢武帝時的東方朔，他認為一般隱士們還是太拘泥於形式，實際上“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一個人即使是做官，也一樣有可能保留自己心靈的純潔，又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為這個社會多做一點事情。當然，和山林隱居相比，要在朝廷做官吏，又要保持高尚的節操和人格尊嚴，還有偶爾勸諫皇帝不要太奢華，最好不要建上林苑，最好殺死奸邪小人等，這樣做的難度要大很多。“出淤泥而不染”畢竟要比“出清水而不染”難度高多了。東方朔采用滑稽幽默的方式，隱去了自己身上的鋒芒，而讓皇帝能夠接受他。這就是道家“水”的靈活性的表現，內心有理想，而行為上不妨繞路。出山泉水濁，東方朔的態度就如他所讚許的柳下惠一樣，可以坐懷而不亂：清水雖然流在濁水旁邊，但是也可以保持清澈，正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不亂心，無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