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旭突然放棄千萬資產，皈依佛門，但是不久後，就因病去世。
在她皈依的時候，就有人說她是因為得了癌症，所以才皈依佛門，以求不死。等她還是死了之後，就有人質疑，“她這樣虔誠為什麼還是死了”。我還在網絡上看到一個僧人出來解釋。好像應該解釋一下似的，好像佛沒有給陳曉旭保住命，信佛就不必要似的。這樣一種態度不是信仰，倒像和佛談條件做買賣。
很多研究中國文化的人，都注意到中國人沒有“很認真”的宗教信仰。“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中國人往往隻在有事情需要的時候，才想到去求神或者拜佛。而對求哪個神或者拜哪個佛或者菩薩，中國人也不是根據自己的信仰來決定，而是根據實用的效果來決定。哪個靈驗，拜了有用，就拜哪個。拜佛有效果，就拜佛；拜黃鼠狼有效果，就拜黃鼠狼。而且為了保證不白白祭拜而沒有得到效果，還采用了賒賬的方法。先把自己要求的事情說給佛或者神，如果後來所求的事情實現了，就掏出錢來“重修廟宇、再塑金身”；如果沒有實現，那就對不起各位神佛了，我可不能白白掏錢。
真要找原因，這個特點和儒家有關。儒家從來不愛談鬼神，從孔子開始就“不語怪力亂神”，不愛扯那些天上地下的閑事，關心的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儒家影響下，中國人的性格比較“注重實際”和“現實”，而不大關注離現實更遠的事情。
注重實際和現實的性格有其長處，但是也有其不足，一個重大的不足，就是使中國人更難超越現實的利害。記得有一次，有幸和當代史學大家吳思先生見麵，談到他的開創性作品《潛規則》，我對他的思想十分佩服，但是也隱隱覺得其中有個我不能同意的地方。回來後再思考，發現問題在哪裏了。我理解吳思先生的意思是，多數人都是從利害計算出發的。也就是，潛規則的存在，決定了那些腐敗行為成本低而收益多，而試圖打破帶來腐敗行為的潛規則，成本極高而收益很低，這也就決定了理性的、關注自身、利害的人多數時候寧願遵從潛規則。隻有在下層百姓實在是不堪忍受時，當生命可能不保時，“命價”極低時，反抗才是“合算的買賣”。吳思先生也提出了，少許特別的人，比如海瑞可能不會按照“實際合算與否”而是按照“正義與否”來決定自己的行為。但是吳先生似乎覺得，少量這樣的人的行為，不足以改變這個社會的發展規律。中國的潛規則以及腐敗能夠存在，背後有一個原因是，中國人計算個人和小團體的私利太多，而計算利害太多，恰恰從長遠看帶來了很壞的後果。所有人的短時的自利行為，導致了長期對所有人都有害的結果。
我認為，打破這樣一個僵局的出路，就是信仰。如果足夠多的人有共同信仰，那就會有足夠多的人不按照“利害計算”去行動，而是按照“善惡信仰”去行動。這樣，就可能在潛規則的死循環中打開一個缺口，而帶來新的出路。
有信仰的時候，中國人也一樣可以不計個人得失。比如漢代農民起義，張角借助的是道教之太平道。這種道教教義駁雜不純，雖然也攙雜了道家思想，不如說其中巫和醫的成分更多一些，在思想深度上比較膚淺。但在張角這類強人的引領下，它卻有震動全國的勢力。同樣，元末有白蓮教、彌勒教，這些民間宗教來源於佛教。如白蓮教淵源於佛教淨土宗的彌陀淨土法門。但是在通俗化的過程中，其做法已經偏離了正統佛教，所以被僧侶稱為“事魔邪黨”。但是，也正是因為其教義通俗易懂，有能夠滿足大眾信仰的需要，所以流布極為廣泛，而信徒為了信仰，也願意付出和犧牲。因此，教主劉福通才能夠借此起事，發動農民起義。晚近的天平天國、義和團、紅燈照等團體，無不是借助信仰的力量加以組織。當然，先秦的墨家組織的核心，也是信仰，對兼愛以及兼愛背後的天意和鬼神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