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顯的例子是近代科學的發展，科學要改變自然界（這個“自然”和道家所說的“自然”意義有區別），也有能力改變自然界。這固然偉大，但是自然界如此複雜，完全地理解它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因此，人類不可能完全知道科學對自然界的改變，最終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即使一開始看來很好的進步，也有可能在未來發現是一個破壞。殺蟲藥DDT發明時，人類歡欣鼓舞，以為蟲害就此可以絕跡，但是以後卻發現DDT是傷害地球生物圈的最大殺手，它的存在嚴重損害了生態的平衡。氟利昂的發明何嚐不是為了造福人類，而結果卻發現它會破壞臭氧層，從而危及人類和動物的生存。固然，這些科學產品的危害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科學精神中的那種不斷進取的欲望，必定驅動著人類創造新的不自然的產品，如果沒有足夠的約束，則可能對人類產生新的未知的危害。科學需要全新的創造，而最新的創造品一定是人類對它缺少理解的。（如果人類早就理解，早就創造出來了，不需要等到現在。現在的新創造，當然代表了人類在這個具體方麵理解力的最高水平，換句話說，達到了人類在這方麵的理解力的邊緣。）人類對它的不理解，當然很可能帶來人類未知的危險。目前全世界所麵臨的環境危機，可以說就是科學危機的一個主要體現。試想如果沒有科學，人類怎麼可能使地球上的整個生態係統遇到這樣大的風險？
另外，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製度，也是一種資本的“進取”基礎上的製度。資本的本質是要擴張，而資本的擴張就需要花費人力和物力，並且需要開拓市場容納所生產的產品。這也一樣會帶來問題，在物質層麵會導致消耗一些本不需要消耗的資源，從而使地球環境增加負擔；在精神層麵，為了促進消費，就有必要鼓勵一種“消費主義”的文化，讓人們從消費中獲得人生的意義感，而不是真正探索和發展每一個人自己人生的獨特意義，這樣實際上使人類精神最獨特最偉大的那些方麵受到了壓抑，從而也破壞了心靈成長的環境。
道家的“無為”則可以緩解進取性所帶來的問題，道家智慧啟示我們，可以讓人類的每一個行動，不是對自然的敵對、控製和剝削，而是自然而然的行動，是完全沒有破壞性的行動。我們可以不掠奪自然界，不會不必要地改變自然界，從而也就不會遇到西方道路的困境：環境危機。
少數西方人也意識到了道家精神的意義，例如，心理學家榮格、馬斯洛、羅傑斯等人都高度推崇道家精神。馬斯洛所描述的“存在認知”，就和道家的“玄覽”認知方式有一些重合，他所描述的高峰體驗時人的行為特點，也顯然和道家的無為的行動有相當的一致性。不過，從總體上看，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還不是“道家”式的。
未來中國能夠貢獻於世界文化的，應該是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可以緩和過度進取的西方文化，讓全世界的文化更為重視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從而為世界文化開拓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當然，這一天不會自動到來，因為道家真精神在中國總體上看，現在也是被掩埋著。並非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就能遺傳到中國的精神，實際上在現代中國能夠真正理解道家的真精神的人寥寥可數，而要把道家精神發揚於世界，首先需要有人先能繼承並發揚道家的真精神，然後還需要因緣聚合，使這樣的道家真精神能夠傳播到世界。這個過程，也不是我們可以計劃和強求的，但是我希望並且相信，這樣的事情是會發生的。
儒家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如果說道家是滋養中國人心靈的泉源，儒家就是安頓中國人心靈的居室。中國人歸屬於儒家，也正因為如此，當現在中國人回歸傳統時，就會有人想到祭孔，而不會有人想到祭奠哪怕是老子，更不會有人想到要祭奠韓非。
儒家是塑造了中國人性格的主要因素，如果我們看看上個世紀前期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描述，你會很容易發現，這些描述中大多是儒家給中國人帶來的印記：中國人重視家庭生活，中國人禮數很多，中國人溫厚而友善等，無不是源於儒家對中國人的塑造，了解了儒家，就大致可以了解中國人的生活形態。
一、仁愛精神
儒家的核心是“仁”，仁是愛的一種形式，是一個人關注其他人、體貼其他人、愛護其他人時所體現出來的愛心。譚嗣同對仁的解釋，應該說最符合孔子的本意。根據譚嗣同的說法，“仁”就是和他人痛癢相關。如果我們因為病，手足感覺喪失了，就叫做“麻木不仁”，相反，能感覺到他人的心理，就是“仁”。一個“仁人”，因為能和親人痛癢相關，自然會體貼關心親人，愛護親人如同愛護自己，自然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個真正有仁心的中國人，外表也許是嚴厲的，也許是寬厚的，但是在內心中，他一定是善良的。如果他是長輩，他會關懷孩子們，樂於看到年輕人的成長和幸福；如果他是同輩，他會是一個好朋友，總能在你需要的時候成為你真正的及時雨；如果他是晚輩，他會尊敬老人，會很願意為老人做事。這樣的中國人在一起，我們看到的會像一個和諧的大家庭。每個人都有歸屬感，整個家庭中有一種淳樸的相愛的氣氛。
試舉一例，文壇領袖歐陽修發現新科進士中，有一個天才人物蘇軾，於是真誠地說：“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這種對後輩的獎掖中，就有仁愛。
心中有仁愛，則一個人居官，就會以百姓的安危禍福為念；一個人在野，也會關心天下事，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用我們百姓最簡單的話說，一個“仁義”的人，就是“心裏有別人”或者“心裏想著別人”、“心裏惦記著別人”而人和人之間相互惦記、相互牽掛、相互關心，每個人都知道有人心裏想著自己，就創造了美好的歸屬感，創造了一個美好的人間天堂。
儒家的仁愛還有一個特點，它是一種有親疏之別的愛，因為仁發端於血親之間，之後才逐步擴展到其他人，所以對親人的仁愛是更親更多的，而對其他人則疏遠一點。我們將會看到，這樣一個特點會帶來一些問題和麻煩。
二、義的舉動
在心，儒家所求的是仁，在行為，儒家所求的是義。
義的精神，是要求於我們的行為，要堅持我們應有的基本原則。哪怕是在很困難的情境下，也不能放棄做人的基本原則；在極端的情況下，即使是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則。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孟子所說的大丈夫的表現，而這個表現就是最純粹的“義”。
在中國曆史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義人的事跡。精忠報國的嶽飛、慷慨赴死的文天祥、牧羊於北國的蘇武，都是義的典範。抗日戰爭時期，無數英雄人物舍生忘死，為國家民族為保護百姓不辭赴湯蹈火，也都是義的體現。
這裏不得不指出，由於後來的扭曲，現代人對義的理解有了一些偏差，比如，把義氣理解為僅僅是對自己歸屬的主人或者對自己朋友的一種盲目的忠實。人們說關羽義氣，隻是因為他忠於劉備。這樣的所謂義氣，即使在黑社會也可以實現，隻要在被警察抓住後，不交待自己的同夥，就可以稱為義氣了。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關羽之義，應當是指他忠於儒家理想，因而忠於漢王室，而不是僅僅忠於劉備。同樣，黑社會朋友之間的友誼固然也有可貴之處，但是並非儒家所說的義。因為，做盜賊本身就是一種不義。
儒家對義有高度的評價，當義和利相衝突時，主張重視義而舍棄利。這實際表明了儒家心中義的價值遠遠高於利，這當然是不錯的。因為如果一個人為了利益可以輕易放棄義，放棄自己的道德準則，那這個人可以說還隻是一個“動物性”的人，是一個不能管理自己的本能的精神弱者。但是，後代一些人卻誤把義和利對立起來，形成了一種似乎追求利就是低劣行為的價值觀。這樣一種誤解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三、禮樂教化
儒本來就是負責主持禮儀的人，因此，儒家也擅長用禮儀作為手段來影響人心。儒家製定推廣了各種生活情境中的禮儀，從婚禮、孩子出生直到人的死亡，每件大事都有相應的禮儀，而每天從吃飯、見麵、交往到就寢也都有相應的禮儀，實際上仿佛把整個生活變成了心理谘詢與治療過程，試圖通過禮儀而使人的心靈得到修養完善。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心理調節工具，那就是音樂，孔子自己也非常重視其作用。在孔子被圍困的危機時刻，我們看到孔子的行為是“弦歌不絕”。隻不過，孔子的音樂教化方法並沒有能夠傳承下來。
禮深刻地影響到了中國人，使得中國人養成了一種注重禮節的性格。積極地看，它使得中國人的行為習慣得到了改善，使有教養的中國人更加溫和有禮，善待別人。當然，它也產生了一些弊端，比如使得中國人更重視外表，重視繁文縟節，重視麵子，而一定程度上反而忽視了人內心真正的感情。
四、轉變和扭曲
世間萬物沒有一成不變的，就連天下的恒星都在變化，更不用說地上的這些速朽的人類所創造的思想體係了。
儒家思想在孔子那裏成形，在傳承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地轉變。
第一次比較顯著的轉變應該說來自荀況，這位被稱為荀子的大師，和孔子的最大分別是，他用性惡論替代了孔子的性善論，他認為隻有後大的環境和教養才能使人成為善。他和孔子一樣很強調“社會等級”的作用，但是，在心理層麵是有一些不同的。孔子強調等級，類似於柏拉圖的“哲學家為王”，主要為讓更有品德的人在高位，能更有利於社會。所以在孔子內心，應當是讚同遠古堯時期的“推舉”製度，但是他在現實生活中隻能肯定一個當時的現實規則，那就是國君的世代繼承製度。作為彌補，孔子要求國君應當修養自己的品德。而苟況則從生物性出發，指出動物社會都必須有等級，但是不一定是最有品德的應該占據上位，而隻是等級名分已定後就可以減少衝突。我們可以看到，這和荀況的人性觀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於孔子和孟子。孔孟都非常強調人和動物的不同，雖然這個不同很小（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但是發揚光大這一點點的不同，使人超越動物界，正是孔孟的目標，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點不同才使得孔孟有了性善論。但是，荀況是把人和動物一樣看待的，沒有重視人和動物不同的那一點點，因此，就產生了性惡論。實際上荀況的人性觀是把人當作動物，嚴格說不是人性觀而是獸性觀，性惡論應該是獸性本惡論。
當然，荀子也認為教養可以使人成為人，但和孔孟不同的是，孔孟認為人性的那些高貴品德是本來具有的，教養使它們廣大，而荀況則認為那些高貴品德是外來的學習教養的產物。
另外，荀況還率先提出“人定勝天”的思想。
因此，荀況可以代表從儒家到法家的轉化，難怪他的弟子成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
對儒家思想來說，這個過程是一個扭曲過程，因此，我認為荀況已經不能說是一個純粹的儒家了。
第二次重要的轉變來自董仲舒，董仲舒主要是把陰陽五行家的內容融入了儒家，並把儒家思想教條化為一些更僵化的法則。上下等級之分，尤其變得更為僵死，從而使儒家成為了適合專製統治者使用的工具。之後，專製統治者都使用儒家作為對民眾進行精神控製的利器，儒家獲得了越來越高的社會地位，但是儒家的精神卻日漸沒落了。這個過程也是儒家的扭曲和沒落過程。
第三次重要的轉變是宋明理學。宋明理學中，有繼承了董仲舒的成分，也有受到了西方傳入的佛家影響而產生的新成分。佛家和儒家一開始是不融合的，尤其是佛家不關注家庭和孝道，使儒家難於容忍。但後來雙方逐漸相互理解和融合，在佛家的激發下，儒家思想中超越性的、本體論、人性論等方麵的內容得到了發展。但是在整體上看，宋明理學也使得儒家教條僵化的程度增加了。從孔子淳樸而富有人情味的儒家，變成了存天理滅人欲的更嚴苛的道德教條。對於儒家思想發展來說，宋明理學中有發展有進步，但是也有扭曲。
在一次次被扭曲中，本來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儒家，逐步成為了一副枷鎖，鎖住了中國人的精神，而專製統治也因此更加穩固。
儒家的最後一個轉變是當代，在和西方思想交流中，主要是由台灣和美國華人中一些學者組成的新儒家學派，試圖把儒家和當代西方思想結合，並已經初步有所建樹。但是，這個過程依舊在進行中，對之做出定論還為時過早。
五、儒家之未來
儒家是中國人最認同的思想體係，隻要中華民族還存在，儒家思想就不可能消亡。
儒家的存在，仿佛一麵旗幟，聚集起中華民族的成員。儒家如果不發展，中國人的民族自信也很難重新建立，因為在很多中國人的心目中，儒家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發展儒家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複興和發展，套用一個用俗到爛了的詞說：意義重大。
但是儒家思想要真正能複興，關鍵還是看是否能真正發掘出儒家傳統的精髓，能夠很好地分辨並去除兩千多年中蒙上的灰塵濁物。而且，在我看來，儒家思想從最根源處就有一些不夠理想、容易出問題的地方，這更需要有遠見卓識之士能夠予以修正。
處於當今之世，一種傳統思想不和西方主流思想有對話是不可能的，而西方文化中一些偉大的創造，如平等、自由、民主等內容，如果不吸收進來，我們的文化也不能獲得最大的收益，更難於和其他文化相溝通。因此，發展儒家思想的時候，也必須充分吸收西方的優秀文化資源。
新儒家發展要避免兩個極端：一是封閉倒退，不睜開眼睛看世界，而僅僅是鑽回古代中國去尋找儒家。大陸一些有誌者提倡讀經運動，本也不錯，但是卻也出現了對“經”缺少揀選的現象，有些“經”實際上正是儒家糟粕，好不容易棄去，現在再揀起來，這不是複興而是專製陰魂不散了。另一個極端，是過於受西方視角影響，仿佛隻有和西方主流思想相融，儒家才能有一席之地。這樣的話，儒家的獨特性也將不複存在。
在我看來，儒家思想中有必不可留的內容，比如等級製；也有很獨特的貢獻，比如從家常日用中修養身心的方法。而儒家對世界文化將能做出的最主要貢獻，是貢獻一種“和諧共存”的基本人生態度，以及“人不是動物”的基本人生觀。這種人生觀將是解藥，解開西方從達爾文肇始的“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之毒，因為叢林法則是動物的法則，而非人性的法則。
真正的大儒梁漱溟先生曾有一個總結，大意是：西方文化處理的是人和物的關係，中國文化處理的是人和人的關係，而印度宗教處理的是人與自己的關係。世界文化的發展要從低到高，所以西方文化需要先發展，然後是中國文化，然後是印度文化。我對這個總結心悅誠服。當前，物質世界的文明已經發展並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人們也開始意識到這樣發展的局限——人對物質享受的欲求是無限增加了，而地球物質資源的供應是有限的，不斷追求物質消費的結果必定是導致環境危機。而且，單純的物質享受並不能給人帶來幸福。如果我們的物質文明繼續進步而心靈不成長的話，那麼對這個世界來說，隻能是更加危險。——就仿佛給一個精神不夠正常的人去玩槍，比讓他玩水果刀要危險得多。
因此，現在已經到了儒家出場的時候了。
至於儒家能否出好場，這也要看我們中國人了。
法家是壓製中國人的魔咒
從總體上，我認為法家是有毒的。雖然我也承認，在操作層麵，法家有其獨到的成就。
從心態來說，法家代表的是對人性的深刻的不信任，尤其是對人性之善的深刻的不信任。在法家的眼中，人和動物一樣，隻知道利害而沒有更高貴的心靈。法家不相信愛，隻相信功利，不相信永恒的真理，隻相信欺詐和權術。
因為對人性之愛的不信任，法家人物是孤獨的；因為感覺自己要孤獨地對抗整個世界，因此法家人物不能不感到無力；因為無力，所以自卑；而為了超越自卑，他們隻好幻想自己無比強大，強大到一種無堅不摧無往不勝的地步；而為了維持這樣的幻想，他們隻能好大喜功，追求巨大的成功；而為了這樣的成功，他們不得不利用他人，於是他們隻好對他人施壓、欺騙和引誘；而即使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內心的不安還依然如故，因為他們依舊是和所有人為敵。由於他們成功過程中對別人的傷害，現在的確其他人成為了他們的敵人，於是他們隻能在惶恐不安中繼續幻想、繼續欺騙、繼續壓製別人——從而創造了一個人間地獄。
自秦始皇滅六國以來，中國人一直生活在這樣的地獄中，雖然有時也能偶爾從地獄往人間探探頭。——比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漢文帝漢景帝和唐太宗這些推崇道家思想的帝王，暫時削弱了法家的影響，但多數時候中國人隻是法家的奴隸。
一、魔王之兵器：法、術、勢
法家的思想基礎是，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與人之間隻靠利害聯係。在這樣的前提下，法、術、勢是統治者能夠控製臣子和民眾的三大利器。
法，不是西方所謂的法，是由專製者獨斷製定，而要求被統治者服從的強製要求。通過獎懲賞罰，被統治者出於趨利避害之心而服從這樣的法。
遵守這樣的法，就是做奴隸。因為，在遵守法的過程中，人失去了獨立意誌，而隨從著專製者的意誌。行為的動機不是人自己心中的願望，更不是出於仁愛、同情或喜悅，人隻留下了一個自己的意誌，那就是趨利避害，保證自己的動物一樣的生存。用馬斯洛的心理學分類看，這隻是滿足了自己的生理需要，連安全需要都得不到滿足。法家不能讓人安全，因為沒有他人心中的恐懼，就不會有安穩的奴隸。而人生命中所有更高更美的意誌，都必將被法家的所謂法屠戮幾盡。
忘記了是哪個法家人物，他變法使國家強盛，有人讚揚他的成就，而他大怒要殺死這些讚揚他的人。這看起來似乎難於理解，為什麼有人會不喜歡聽讚揚，而且氣得要殺人？實際上，對於法家來說，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法家不允許被統治者有思想，哪怕是讚揚法家也是一種思想，今天他能讚揚，明天他就有可能批評，這是不能允許的。法家要殺的，是有思想的人，他需要的，是所有人都沒有自己的思想，隻知道利害，隻知道服從，法家要人變成奴隸和機器。
術，也就是權術，在法家這裏也變得格外陰險。“上下一日百戰”，爾虞我詐是法家生活中的常態，因此在上位者，或者隱藏自己的真實目的，不能讓下屬知道；或者挑起下屬相互間的矛盾，以便分而治之；或者找借口消滅可以產生威脅的人物，哪怕對方完全清白無辜……而在下位者，也學會了對付上麵的方法，拉幫結派、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從而使得烏煙瘴氣充斥天下。
勢，也就是權勢，是法家生活中人人所向往和爭奪的對象。在法家的社會中，因為沒有上帝、沒有真理、沒有良心，因此隻要有了權勢，一個人橫行霸道就是常理之中的事情了。而依仗勢力，當權者也敢於對任何反抗采取殘酷鎮壓。
二、法家的未來
老電影《倩女幽魂》中，那個老樹化成的老妖婆，最像法家的形象，她死死掌控著一切，更控製著倩女的幽魂，殺死所有活著的人。解法家之毒，破法家之魔咒，也許是未來百年中國人最主要的任務。法家和專製遺毒是密切聯係的，破法家之毒，專製魔王手中就沒有了兵器，中國文化就可以複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