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鮑威爾在柏林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鮑威爾離開柏林去波恩後，馬克思還經常到鮑威爾家裏，每次去，鮑威爾的媽媽都熱情地接待他，並拿出上等的雪茄給馬克思抽。
1840年至1841年，馬克思正在抓緊完成他的博士論文，鮑威爾也急切地催促馬克思快些結束他的博士考試，以便能夠投身到進步與反動、科學與宗教之間業已臨近的決鬥中去。而馬克思也希望盡快取得博士學位，到波恩大學任教，和鮑威爾一起繼續進行戰鬥。
正當馬克思取得了博士學位，準備奔赴波恩，去會見他的老朋友——鮑威爾時，政治風雲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鮑威爾因為對福音書批判的著作第一部問世，和在柏林參加了一次自由主義者集會，會上作了一篇簡短的演說，直接地表達了對政治自由主義的渴望，並且轉彎抹角地批判了封建專製主義的反動實質，因而立即激起了政府和國王的不滿。國王直接下達指示：將布魯諾·鮑威爾開除出波恩大學，並且宣布今後取消他在所有大學執教的權利。
鮑威爾從波恩大學被驅逐一事立即在鮑威爾的朋友中間引起了憤怒，大家都認為，國王與政府的決定，是對學術自由的侵犯，標誌著進步與反動、科學與宗教之間無可挽回的破裂，必須立即起來反擊反動政府的這一挑釁。至於鮑威爾本人，並沒有因此而垂頭喪氣，他對自己所遭受的打擊抱著冷靜的態度，並且拒絕了要他在柏林從事專門著述並領取國家津貼的官方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原打算去波恩大學做哲學教授的希望也就落空了。
這些情況的出現，使馬克思清醒地認識到，原來僅存在於大學講壇的學術自由也被取消；封建製度和民主自由是勢不兩立的，必須采取新的鬥爭形式，向反動政府開戰。於是馬克思和他的朋友鮑威爾攜起手來，決心創辦一份激進的雜誌，名為《無神論文庫》，公開宣傳無神論的觀點，同封建反動勢力的精神支柱——宗教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們共同撰寫了反對基督教的抨擊性小冊子《對黑格爾、無神論者和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文章揭示了青年黑格爾派必須將理論變成實踐的一般論題：“理論原則應該直接轉向實踐和活動……哲學在政治領域中也應成為一股積極的力量，堅決地衝擊和動搖現存製度，如果他同哲學的自我意識發生矛盾的話。”這個論題在這裏采取了直接號召的方式，要求哲學家建立現實的政治反對派來反對現存國家。
這本書的發表在輿論界產生了廣泛的反響，促使鮑威爾和馬克思繼續寫這本書，並準備出版第二部——《黑格爾對宗教藝術和基督教藝術的憎恨和他對國家所有實在法的取消》。
在《末日的宣告》第二部的寫作中，鮑威爾在1842年1月結束了自己寫的幾章，這時馬克思卻推脫自己身體不好和有其他生活瑣事，一天天地拖延這項工作的完成。馬克思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1841年至1842年之交，開始了青年馬克思的思想發展的新階段，這是他的革命民主主義觀點完全形成的階段——把哲學和政治直接結合起來的階段，而鮑威爾是不能夠跨出這樣新的一步的。就在《末日的宣告》的寫作過程中，馬克思開始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同鮑威爾不一致。隱蔽的分歧逐漸明朗化了。而《末日的宣告》第二部由於馬克思沒有寫，鮑威爾不得不隻把自己寫的幾章作為《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出版，書名是《從信仰的觀點斥黑格爾關於宗教和藝術的學說》。因為缺少了馬克思所寫的幾章，《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不過成了第一部的翻版，沒有獲得成功。
當然，馬克思和鮑威爾之間的個人聯係還繼續保持了一段時間。但是同鮑威爾的接觸中已不再有合作的關係，後來接觸也完全停止了。
在馬克思和鮑威爾之間的關係破裂以後，盧格堅持革命民主主義立場，同馬克思團結、戰鬥在一起。
阿爾諾德·盧格，是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政治運動中的著名領袖。盧格於1802年出生在德意誌帝國的盧根河畔的卑爾根。從1821年到1824年間，先後在哈雷、耶拿、海涅爾堡等地學習哲學，並且成了“大學生協會”中的活躍分子。他能夠大膽地反對專製製度，主張結束封建割據局麵，實現國家的統一。因此，當反動政府在1826年查究“煽動者”的時候，盧格作為“大學生協會”的重要成員而被判處14年徒刑。不過，盧格實際上隻坐了4年的監獄，到1830年便獲釋放。得到自由後，盧格繼續從事民主宣傳活動。從1832年起，盧格在哈雷大學執教，擔任哲學原理和古典哲學史這兩門課程的講師。盧格還下力氣從事科學研究和著書立說的學術活動，並且很快就獲得了顯著的成就，於1837年出版了《新美學入門》一書。這時，盧格已走進剛剛興起的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政治運動之中，並且站到了這一鬥爭的最前列，成為這個運動的領袖。
青年黑格爾派在1838年創辦了《德意誌科學藝術問題哈雷年鑒》，盧格擔任了該刊的主編。在盧格的領導下，《哈雷年鑒》捍衛對一切舊事物進行批判的權力，捍衛科學和國家不受教會束縛的獨立性。因而這家雜誌很快就遭到了正統教派和保守派的猛烈攻擊，把它卷進了政治鬥爭的旋渦，從而使其成了青年黑格爾派反擊反動勢力的中心陣地。
在這場鬥爭中，盧格首當其衝。新教正統派分子亨利希·利奧公開發表文章和小冊子攻擊《哈雷年鑒》，把它說成是無神論和革命的溫床，盧格對利奧進行了堅決的、有力的還擊。盧格在1838年7月27日發表的《對〈哈雷年鑒〉的告密》中，證明利奧攻擊的是政治自由主義原則，盧格在這時極力想消除黑格爾哲學的保守體係和革命的辯證法之間的矛盾，使黑格爾哲學為政治自由主義服務，並且按照政治自由主義原則對普魯士國家加以改造，促進它去完成自由的最高使命，以對抗在政治浪漫主義名義下聯合起來的一切反動勢力。1839年初，盧格辭去了在哈雷大學的教學職務，專心致力於《哈雷年鑒》的編輯、出版工作，並使這家雜誌采取了公開反對普魯士反動國家的政治立場。
隨著《哈雷年鑒》由哲學—宗教的自由主義轉向哲學—政治的自由主義，柏林的“博士俱樂部”也開始參加了這場鬥爭，並且使它的成員們在青年黑格爾主義運動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聚集在《哈雷年鑒》周圍的青年黑格爾分子中間，就有馬克思。當普魯士反動政府在1841年6月禁止了《哈雷年鑒》的出版時，首先是馬克思，對國王威廉四世新頒布的書報檢查製度感到特別氣憤。為了支持盧格剛剛創辦起來的新雜誌《德意誌年鑒》，馬克思揮筆寫下了《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於1842年2月10日寄給了盧格。這篇標誌著馬克思直接跨入政治生活、第一次公開批判普魯士反動政府的文章，雖然在反動的書報檢查製度的壓製下沒有能夠及時地在《德意誌年鑒》上發表出來，但得到了盧格的讚賞。後來，盧格就把馬克思的這篇文章發表在自己主編的《德意誌現代哲學和政治界軼文集》第一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