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馬克思和燕妮離開克羅茨納赫，前往“新世界的首都”——巴黎，準備在這裏繼續進行戰鬥。
一到巴黎，馬克思就被首都濃厚的革命氣氛完全吸引住了。他把家安置在瓦諾街38號。那裏還住著流亡作家威廉·海爾曼·莫伊勒，他是空想共產主義者，是“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之一。被警察視為共產主義者領導人的莫伊勒和艾韋貝克博士很快就把馬克思帶進了巴黎最積極和最先進的德國僑民圈子裏。當時在巴黎的德國僑民至少有6萬人，馬克思很快就結識了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許多熟人和朋友、民主主義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科學家和藝術家在馬克思和燕妮的家裏進進出出，盡管主婦這時必須以極度的節省來維持家計，但他們對這裏殷勤好客的氣氛非常中意。在他們最常來的客人中，有一位就是亨利希·海涅。
海涅是一位優秀的革命民主主義詩人，他曾經是“青年德意誌”文學——政治運動的著名領袖。海涅當年以詩歌為武器，積極地參加過反對封建專製主義的戰鬥，表現出了英勇無畏、堅貞不屈的革命氣概，因此遭到普魯士反動政府的迫害，被迫放棄了自己的國籍，在1830年法國民主革命以後，海涅便移居到巴黎。來到巴黎以後，由於同聖西門主義者、傅立葉主義者和路易·勃朗這樣的一些社會主義者交往較多，海涅受到了極大的教育，認識到爭取共和國的鬥爭即使能獲得最後勝利，也不會使人民的物質狀況有所改善，隻有通過根本的社會變革才能解決問題。他還很快懂得了階級形成的基礎和階級鬥爭的本質，預見到了正在形成的無產階級未來的曆史作用，認為隻有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家才是能夠負起解放人類使命的當代英雄。
1842年12月，當海涅在尤利烏斯·康培的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著作遭到普魯士政府查禁之後，就更激發了他的政治激進主義情緒，進一步提高了他的戰鬥精神。海涅在1843年6月1日寫的《生活的道路》這首戰鬥詩篇中，宣布自己決心同新同誌攜手，一道參加同時代人的鬥爭。他這裏所說的新同誌，就是那些已在奔忙著的《德法年鑒》的創辦者和撰稿人，其中當然包括馬克思。在《德法年鑒》創刊前後的鬥爭中，海涅由於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使他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具有一些共產主義色彩。
馬克思和燕妮對這些偉大詩人的作品都愛不釋手，讚歎不已。一方麵，因為馬克思和燕妮都喜歡詩歌，另一方麵是因為海涅在政治方麵和社會方麵都持有與馬克思相同的觀點。例如，他在1842年寫了這樣一段帶有預言性的話：
共產主義——這就是這個將用無產者王國及其一切後果來與資產階級王國抗衡的可怕的敵人的秘密名字。至於我們，我們隻知道，現在很少有人爭論的共產主義，正是負有使命要在現代悲劇中扮演主角，哪怕是暫時地扮演主角的威嚴人物，隻要一聲召喚，他就要登上舞台。
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夫婦和海涅之間有著深厚的友誼就不足為奇了。艾琳娜·馬克思後來寫道：
有一個時期，海涅天天到馬克思家裏來朗誦自己的詩，並且向年輕的夫婦征求意見。有時一首八行的小詩要被海涅反複推敲無數遍，斟酌其中的某個詞，直到詩篇達到完美的地步，直到不留下任何斧鑿的痕跡為止。這得有很大的耐心才行，因為海涅對於任何批評都是非常敏感的。有時，當某個無名的下流作家在某家報紙上攻擊了他的時候，他簡直是淚汪汪地到馬克思那裏去。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的辦法是叫他去找燕妮，而燕妮的機智和親切的款待很快就使這位垂頭喪氣的詩人振作起來。
馬克思和海涅喜歡沿著河濱大道和巴黎中心市場作長時間散步。他們倆熱烈談話的主題往往是詩歌和政治。馬克思對海涅的影響很深，關於這一點詩人曾經寫道：“我的詩篇將會有更高的政治氣息。”
海涅比馬克思大20多歲，馬克思覺得和他談話特別有趣和有益。海涅早就熟悉了自由的和革命的巴黎，他尖銳地感覺到社會問題的頭等重要意義。海涅很讚賞馬克思，認為他是真正的革命領袖。當海涅寫到“德國共產主義者的領袖”是“德國最有才能的思想家和最有魅力的人物”，是“德國僅有的一些擁有未來的生氣的人物”時，他所指的正是馬克思，正是在給馬克思以應有的評價。
後來當馬克思被驅逐出法國，即將離開巴黎時，雖然他通常不愛吐露感情，但在給詩人的信中還是寫道：“在我要離別的人們中間，同海涅離別對我來說是最難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帶走。”
就這樣，一位英勇無畏的革命家兼科學家同一位偉大的詩人各自使用不同的武器，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為祖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爭取幸福的未來而奮鬥著。
另外，馬克思在柏林大學上學期間和從事革命活動中，還結交了不少青年無產階級革命家，同他們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如鮑威爾、盧格就是其中的兩位。
布魯諾·鮑威爾是柏林大學神學係年輕的副教授，他不僅學識淵博，而且是諷刺的能手，思想深刻而大膽。在柏林大學，馬克思最喜歡聽鮑威爾的課。
1838年至1841年鮑威爾出版了批判神的啟示和福音史的叢書。他認為，基督教不是教團神話學說創造的產物（如斯特勞斯所斷言的那樣），而是個別人，即福音書的作者（福音書的傳道者）自覺活動的產物。因而，曆史的決定力量不是實體，而恰恰是自我意識。現在當基督教成為今後發展的最大障礙時，主要任務就是把人類從宗教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隻有自我意識才能完成這個任務，這一次應該成為自我意識體現者的不是福音書的傳道者，而是批判地思考的理論的思想家。
鮑威爾所宣傳的這些進步的思想使馬克思深受啟發。他很想有更多的機會與這位年輕的副教授接觸交談。
鮑威爾還是柏林“博士俱樂部”的精神領袖。馬克思剛開始加入這個俱樂部時，先是傾聽其他成員的辯論發言，後來很快就卷進了這裏的討論，並且在辯論時，常常援引曆史、哲學、文學中的大量事實、例證，以自己淵博的知識經常使對手目瞪口呆。馬克思機智而生動的論斷博得同行們普遍的發自內心的尊敬；特別是鮑威爾深深喜歡和敬佩這位“博士俱樂部”裏最年輕的才華橫溢的青年。為了有更多的時間與馬克思交流思想，鮑威爾又選擇了一間簡樸的大學生宿舍，把它作為每周日和青年馬克思會麵的最好地方。他們在這間房子裏常常促膝長談到深夜，沒有不討論的問題，客人們全神貫注地傾聽馬克思的意見，馬克思呢，則是始終熱情洋溢地陳述著自己的推斷、疑惑和結論。
馬克思突出的個性和卓越的才能深深地影響著俱樂部的成員。特別是對博士俱樂部的精神領袖鮑威爾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認識雖然隻有兩年，但卻極為親密，差不多每逢節假日的晚上，都見到他們形影不離。他們一起在街頭漫步，準確而恰當地遣用辛辣的詞語，使得兩人大笑不止。他們相互不存在任何秘密。
正是由於馬克思對鮑威爾產生了這樣大的推動作用，才使得鮑威爾對馬克思戀戀不舍，覺得離開了馬克思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鮑威爾由於工作需要，從柏林大學調到波恩大學去工作後，經常回憶起在柏林“博士俱樂部”裏和馬克思在一起那種生動活潑的學術討論的情景。雖然馬克思比所有人的年齡都小，當時還是一個沒有任何學位的大學生，但是鮑威爾十分器重他，把他當成自己的好朋友，不願意和他分開。1840年初，鮑威爾從波恩給馬克思的信中歎息到：“哪裏還有小玫瑰花呢？隻有當你來到鮑威爾身旁時，他們才會重新對我開放。我這裏，娛樂、歡愉等等是夠多的，談笑也並不缺少，但是還從來沒有像在柏林即使是當我們一起漫步街頭時那樣笑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