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花
流逝歲月
作者：何雨生
文學社
文學社不能算是廠裏的正式機構，估計連民間社團也算不上，化工廠除了常規的科室車間外，還有籃球隊、宣傳隊、青年民兵之家、計劃生育協會等社團組織，其中有些部門盡管成年累月也不見得活動一次，但在廠裏也是正兒八經的有牌子有班子、有組織、有章程，而且製度上牆的。而文學社不算，甚至一段時間它還隻能偷偷摸摸地貓在地下活動。
文學社發起人是廠工會的喬木和化驗車間的張紙。喬木本來名字叫張大橋，因為崇拜中央一個筆杆子胡喬木，就把自己的筆名改為喬木，他是文革前的老三屆畢業生，文學功底很深，據說曾通讀過馬列和毛澤東著作，可以大段背誦《資本論》和《毛澤東文選》的。有人找他寫啥材料，他一般草稿也不打，直接掏出“金星”鋼筆就寫，唰唰唰，眨眼間一篇材料就成章了，是所謂那種七步成章倚馬千言一類的人物；相對於喬木，張紙似乎要更活躍一些，因為他是一個詩人，他的詩歌頻頻發表在全國很多地方的民間詩歌報刊上，雖然這些刊物都是些內部刊物，不但得不到稿費，有時候反而還得倒貼點版麵費或訂報費什麼的，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大名鼎鼎的詩人哎。
他們日常的工作都與文學沒太大關係，喬木在廠工會，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寫字，開會寫會標，日常出布告，還有就是在廠裏的牆上寫標語，廠裏有很多標語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喬木會寫美術字，在一麵白牆上，有時還需要打格子，一筆一劃很工整地寫著，“嚴禁煙火”、“安全生產人人有責”，都是頂天立地的大字標語；他不但在廠裏寫，鄉裏搞運動也會把他抽調去，臨街的牆上，村委會辦公室門口，隻要有空閑的地方，就見縫插針，“發奮圖強振興中華”、“奔向二○○○年”、“計劃生育利民利國”等等，他寫的字一度在我們鄉裏遍地開花，用他的話就是“上至氣壯山河，下到公共廁所”。
相比而言，張紙與文學的關聯更少，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穿白大褂，就像電影裏那些科學家一樣，在化驗室專門跟那些瓶瓶罐罐酸酸堿堿打交道。但張紙愛好文學，上高中時偏科，高考數理化都沒考及格，統統掛了紅燈；張紙寫了很多詩，他的詩就直接寫在化驗室的“產品質量檢驗報告單”背麵，一寫一大本，寫好了再修修改改，自己覺得滿意了就用複寫紙規規矩矩地謄抄在300格的方格稿紙上，他一般每篇詩稿複寫三份，一份存檔，另外兩份裝入信封貼上8分錢的長城郵票往外投稿，張紙的一點工資差不多全花在了買信封稿紙和郵票上了，他買的“長城”已不曉得要繞地球多少圈了（後來改成兩毛錢的上海民居，估計加起來會再有一個上海新城）。張紙的字很清秀，一筆一畫，寫的是那種很嚴謹的仿宋字，跟他這個人一樣清清爽爽的；他不敢潦草，主要是怕尊敬的編輯老師萬一采用時會把他的詩句弄錯了。
除了喬木和張紙，化工廠裏還有一個文學愛好者，大爐間燒大爐的周開盛。他們幾個人中最不靠譜的可能還得算是周開盛，喬木跟張紙再怎麼說都還有一點文人的氣質吧，而周開盛隻是一個司爐工，頭發亂糟糟的，眼睛由於經常在爐前，見風就淌眼淚，鼻子老是紅通通的，每次見到他都是醉醺醺的。但周開盛很迷戀文學，他寫了很多朦朧派的詩歌，每次談詩論文到深夜，他就從油漬麻花的人造革破兜子裏掏出幾張已經看不出原先用途的寫著詩的紙張，跟詩稿一起掏出來的還有一瓶或大半瓶“泰興特釀”、一塊豬頭肉、一包油炸花生米或是蘭花豆之類的下酒菜，讓大家就著詩歌下酒宵夜。周開盛很快就喝高了，酒多了他便很想作詩，他說：一邊慷慨激昂評詩作文，一邊用手撮著一條豬尾巴扳酒，這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豐收的時候，人生如此，夫複何求啊！
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成立文學社的事，“眷禽喈喈春鳥鳴，此間怎能無我音”，但大家都有點猶豫，政府允許結社嗎，“文革”才過去沒多少年，民間集會結社這類行為還是比較敏感的。
在一個春風沉醉的晚上，張紙、喬木、周開盛，還有喬木的女朋友呂美玲（喬木有許多女朋友，盡管他年齡在幾個人中最大，但他身邊老是環繞有幾個愛好文學的女青年）在化工廠老倉庫的一間空庫房裏成立了文學社，倉庫保管員王才有喜歡看電影，喬木給了他幾本《大眾電影》，就順利地從他那裏拿到了空庫房的鑰匙。庫房裏沒有燈，他們點燃了一支隨身帶來的白蠟燭，四個人心裏懷著像當年地下黨一樣的情懷，表情異常莊嚴肅穆，他們給文學社取名“二月花”（“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典出鄉賢鄭板橋詩句）。他們還決定辦一份跟二月花同名的文學報，主要刊登廠裏文學愛好者的作品。他們沒有油印機，就出複寫紙複寫的手抄報，，但複寫紙一次最多隻能複六張，超過六張，基本就不能看了。好在創辦初期隻有四個人，六份綽綽有餘。當第一期《二月花》文學報新鮮出籠時，幾個人嗅著複寫紙特有的氣味，激動得都快哭了。
後來文學社的隊伍不斷壯大，廠裏又有幾個文學愛好者加入進來，更多的是社會上也有很多仰慕者聞風而至。複寫紙就遠遠不能滿足需要了，於是他們打起油印的主意。文學社使用的一些工具，有的是自己去購買的，有的是靠朋友支持的。譬如油印用的鋼板就是鄉裏中學淘汰下來的，學校裏也有幾個文學愛好者，他們集資買了幾包“大前門”進貢給負責油印的校工老馬師傅，回報是從他那兒得到一台老掉牙的油印機，還有幾塊接近報廢的鋼板。他們當作寶貝一樣弄出來，請人修修，再買了幾筒蠟紙、兩罐油墨，一個小小的印刷所（之所以叫它印刷所，是因為中學語文課本裏有一篇《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便開張了。
鋼板質量很好，正反兩麵都可以用，有直紋、斜紋、密紋好幾種。刻鋼板算是一門技術活，講究的是每刻完一段要換行時都要把蠟紙揭起來，好的鋼板不會使蠟紙粘住，揭的時候會很順利，聲音也很脆，“嘶”的一聲是那種裂帛般脆滑的聲音；因為他們用的是淘汰下來的鋼板，沒這麼詩意，揭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然會拉去一塊不該去掉的蠟，那樣就麻煩了，要用改正的液蠟覆蓋然後再刻，而且那樣會弄得“遍體鱗傷”，印刷起來就很成問題。油印蠟紙和刻鋼板同屬技術性很強的活計，這個活計弄得不利索會把自己糊成大花臉。好在他們那時年輕氣盛，在刻廢了幾張蠟紙後，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居然都嫻熟地掌握了這門技藝。他們繼續精益求精，一張蠟紙上也能弄出許多花樣來，變換幾種字體、換換刊頭，到最後甚至已能精確地估算出一張蠟紙大致能油印一百三十份左右的報紙，少了絕對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多了也不能印，蠟紙會糊。
複印、油印的錢都是幾個人湊，喬木工齡長，工資相比之下高一點，每次他都主動去幫社裏買這買那，在那個年代，大家都很窮，市場經濟的大潮還遠在90年代，所以如果有人說到錢，就會被認為是一件可恥的事。那時候，一個標準的文學青年都應該是麵色蒼白、口袋裏永遠都不超過五塊錢，月底一般隻剩下幾張最小麵額的飯菜票。那時候，張紙文思如泉湧，詩情洋溢，很多詩往往不需要打草稿，就直接往蠟紙上麵刻。
喬木是當然的社長，但他沒係統地讀過多少書，讀得最多的也就是《毛主席詩詞》和《毛主席語錄》，四大名著據說也囫圇吞棗地看過一遍，偏偏好為人師得很，每隔幾天就要給他們上輔導課，一張嘴津津樂道的還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不就是二為、雙百方針。他講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隻要寫著，一切都會越來越好。”聽得他們耳朵眼裏都起了老繭，漸漸地便由先前的仰視變得簡慢。
那時像什麼弗洛依德、伍爾夫、普魯斯特的著作已經逐漸引進到國內，他們中的好些人如醉如癡地盯著頹廢主義、象征主義，以及印象派、意識流等陌生名詞，喬木分明已經落伍，就連最崇拜他的呂美玲有時也半真半假地點著他的頭嗔道：“不行嘍，老爺子，你真的落後了，你該退休啦，嗬嗬。”喬木也很迷茫，“詩言誌，文以載道，難道連最起碼的規律也不講啦，我真的老了麼？”但喬木是個溫和的長者，吵歸吵，平時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給他們嘮叨那些他眼中的創作寶典，勤勤懇懇地坐在桌前，“咯吱咯吱”地刻著鋼板。
轉眼“二月花”已經成立一周年了，大家決定舉辦一場朗誦詩會來紀念這個日子。朗誦地點還放在老倉庫的那個庫房裏，正好那晚大會堂放電影，王才有去跑片，那間空著的老倉庫成了他們的天地。他們每人都帶了一根蠟燭，在搖曳的燭光下，朗誦著那些讓他們流淚讓他們熱血沸騰的詩句：
……
後來麥田空了
所有的麥子都回了家
隻有一群覓食的小鳥和拾麥的孩子
我沉著地看著這一段無言的日子
感覺我正疼痛，我正流淚
因為我知道我無法麵對
收獲過後如此空蕩的麥地
我無法麵對收獲過後如此一無所有的日子
哦，母親，請你停一鐮
請你停一鐮
那鐮刀會割傷我的心
……
後來大家都累了，夜涼似水，有人起身搓搓手，伸伸懶腰，把手籠在小小的燭焰上取一下暖，透過燭光可以清晰地聽到手上血液汩汩地流淌。
周開盛照例帶著他著名的紅鼻子、渾身酒氣地進來了，他從小食堂裏弄來了幾瓶酒，還有一點豬頭肉，沒有杯子，他們就著瓶口輪流往嘴裏扳，連呂美玲也扳了好幾口。夜似乎更涼了，不知是誰的哪個句子引起了大家的共鳴，有人情不自禁地嗚咽起來，有人歇斯底裏地把手裏的詩稿點燃了，這激情的火焰映著這群麵色蒼白的理想主義者，絕望、孤獨，他們紛紛把詩稿丟進火堆，每一簇火苗都能引來一陣激動不已的騷動。
呂美玲甩掉身上臃腫的棉衣，露出隻穿著棉毛衫的年輕的身子，她說我寫不好詩歌，但我用我的身體在大地上寫一首屬於我們年輕的詩行。大家紛紛拍著手叫好，一邊用口哨給她打著節拍，一邊尖聲地打著呼哨。呂美玲像蛇一樣扭動著妖嬈的身子，映襯著詩稿的火光，魅惑而聖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