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悲劇理論看《喧嘩與騷動》
專題福克納論
作者：李瑛
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是一位融合了現代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多種創作風格於一身的文學巨匠。在他的一生中創作完成了19部長篇小說、大量的短篇小說作品和一部童話題材小說《希望之樹》。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喧嘩與騷動》無疑是威廉·福克納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代表作，不僅因為這部小說為他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更為重要的是這部小說所塑造的“惡人”傑生全麵地表現了作者本人一貫秉承的“悲劇理論”。
作為意識流小說的領軍人物，威廉·福克納將美國南方社會在經曆南北戰爭之後的精神痛苦和社會狀況表現在自己的作品中。在他的筆下，讀者們看到是在經曆了親人離去、生命消逝、社會衰敗、階級地位淪喪之後的南方莊園主們的生活狀況，他們的心中充斥著渴望昔日榮光的騷動，躍動著不安現狀的喧嘩噪音。在一片悲劇人生籠罩下的文學世界中，威廉·福克納為世人呈現了發生在“約克納帕塔法縣及其周圍地區”的故事。小說《喧嘩與騷動》所講述的故事正是發生在康普生家族中的故事。
一、“悲劇理論”與威廉·福克納的創作
在中西方的文化語境中，對於“悲劇”的定義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文學的曆史長河中，亞裏士多德很早就在《詩學》中對“悲劇”給予了明確的定性：“悲劇的結構不應是簡單的，而應是複雜的”，“悲劇應模仿足以引起恐懼和憐憫之情的事件，因為模仿是悲劇的特點”[1]。在西方文化語境中，古希臘文化的影響力十分明顯，西方人對悲劇的認識主要來源於古希臘“悲劇”藝術。從中我們了解到“悲劇”並非個體生命的自我選擇，而是“命運”造就的結果。在中國傳統文化架構中並不存在“悲劇”的概念，學術界一般認為隻有“苦情戲”。隨著西方戲劇藝術在20世紀初被介紹到中國，通過對比人們逐漸認識到“苦情戲”與西方“悲劇”存在著從內容到形式的絕大差異，從審美內涵而言，有一點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所謂‘悲劇’就是將美好的事物一點點地毀滅給人看。”無論是西方文化語境孕育的“悲劇”理論，還是中國傳統意義層麵的“苦情戲”，發展到現代社會後我們都稱其為“悲劇”，二者的相似點在於強調外在環境對於個體命運發展的強大控製力。在小說《喧嘩與騷動》中，威廉·福克納為世人描繪了康普生家族的衰亡史，穿插於小說當中的還有以“惡人”形象出現的傑生以及凱蒂母女的悲劇人生。所有出現在這部小說中的人物命運無疑都被作者披上了“悲劇”的外衣，但他們的“悲劇”命運卻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首先，威廉·福克納講述的是康普生家族的“悲劇”命運。他們失去了曾經擁有的崇高地位和貴族身份，成為美國社會前進中被拋棄、被遺忘的存在。對於一個曾經享受著奢華生活和社會名譽的家族而言，現實的狀況無疑是巨大的“悲劇”。因此，我們看到了作為一家之長的康普生先生整日沉溺在酒精之中，不僅沒有承擔起作為家族領導者的家庭責任，甚至根本就不具備在社會上生存的能力。他的妻子康普生太太一麵是沉浸在對家族命運的擔憂之中不能自拔，卻從不采取任何行動改變現狀；另一麵卻是她對自己的外孫女幾近苛刻之能事，在她的眼中隻有所謂的“貴族教養”，沒有任何的關懷、照料。這一切成為康普生家族陷入“悲劇”命運的外在氛圍，從而基本奠定了這部小說的情感基調。其次，小說中以“惡人”形象出現的傑生也是“悲劇”的具體表現之一。他對父母津津樂道的南方傳統毫不在意，在傑生的心中，隻有獲得金錢和滿足欲望才是他的追求。同時，傑生還對周圍所有的人充滿了敵意和仇視，他試圖以報複他人的方式平衡自己的內心。這樣的人生無疑是巨大的“悲劇”，即便傑生最終成為資本家，他的靈魂卻早已腐朽。小說《喧嘩與騷動》中最大的悲劇發生在凱蒂母女的身上。在康普生太太的教育之下，凱蒂逐漸背離了自己曾熱切渴望的人生，成為“貴族教養”的犧牲品。正如威廉·福克納自己承認的那樣：“對我來說，她是美的，深為我心愛。這就是我這部書要表達的——要塑造凱蒂的形象。”[2]然而正是作者本人親手將“深為我心愛”的凱蒂徹底摧毀，最終成為混跡於名利場的“交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