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於古希臘戲劇的“悲劇”理論經過歲月的磨礪發生著變化，早期的藝術表演形式逐漸剝離，最終沉澱下來的隻有人類無法逃避、無法改變的“命運”。而這一點正是“悲劇”理論最為重要的特征，對於被作者納入文學文本的人物而言，他們的命運已然注定，“悲劇”的結局是為了展現創作意圖的手段而已。
二、孕育《喧嘩與騷動》的“悲劇”話語
威廉·福克納之所以將小說《喧嘩與騷動》的情感基調設定為“悲劇”是與他本人獨特的成長經曆以及美國南方社會的現狀分不開的。一方麵，威廉·福克納出身於虔誠的基督教家庭，濃厚的宗教氛圍塑造了他的價值觀，使得他對現實社會中的黑暗和人性的醜陋保持著深刻的警醒。作為一名作家的福克納始終將批判美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和思考人性的陰暗麵作為自己創作的重要理想，這一點直接促成了小說《喧嘩與騷動》中“惡人”傑生形象的誕生；另一方麵，在美國社會中，南北差距和種族文化差異始終是美國社會發展的阻礙因素，隨著南方社會在新的曆史背景中逐漸失去昔日的光輝，作者逐漸意識到這將是無法改變的命運，美國南方社會的悲劇同樣也表現在個體生命成長過程中。小說《喧嘩與騷動》中凱蒂母女的悲劇就是美國傳統南方社會不斷走向衰亡的具體表現。造就母女二人悲劇的根源並不僅僅是每一個個體所施加的因素，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社會的集體效應。
小說的主要內容是圍繞康普生家族從榮光走向衰落展開的，在小說中作者沒有去描繪南方社會的田園風光和自然景色，也沒有去展現沉重的種族問題。“他更關心的是祖先的罪惡給後代留下的曆史負擔問題，機械、金錢文明對人性的摧殘問題，現代西方社會中人的異化問題，現代西方人與人之間的疏遠與難以溝通的問題以及精神上的得救與淨化問題。他在作品中提到的都是現代社會泯滅人性的不合理和罪惡。現代社會在他眼裏就是一片混亂，處處充滿著罪惡和黑暗，絲毫看不見人性的閃光點。人與人之間是冷漠的，無法溝通的，互相之間除了猜疑便是報複、嫉妒，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經變形。人們變成了沒有感情，沒有同情的行屍走肉一般，在情感荒蕪的現代社會裏過著混沌、壓抑、畸形的生活。”[3]
在小說《喧嘩與騷動》中，福克納是將康普生家族的所有成員一一放在手術台上，他以近乎殘忍的方式將所有的人物進行了解剖。在他解剖康普生律師時，讀者看到了失去曾經榮耀的“貴族”在新的社會中幾乎喪失了生存的能力，僅僅是依靠祖先的遺產得以存活；在他解剖康普生太太時，這個以貴族自居的老婦人永遠都是病怏怏地躺著，她的思維無法跟上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社會，成為了這個時代寄生蟲。而他們的兒子傑生很好地適應了新時代的發展趨勢，付出的代價卻是人性的消失，成為被金錢和欲望所左右的軀殼。在他們的摧殘之下，本來可能展現美好人性的凱蒂母女也徹底被摧毀了，成為了康普生家族新的悲劇。社會在不斷前進，康普生家族永遠沉浸在曆史的回憶中無法自拔，這就注定了他們的悲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