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半後，我二十八歲，在上海。
待意識重返腦殼，已是次日上午，我從鬆軟的閨床上醒來，看見女人倚在貴妃椅上擺弄遙控器。也許她是故意用電視吵醒我。她叫鍾豔，酒窩斟滿瓊漿，豔可醉人。“還認得我嗎？”她問。我臉熱：“當然，昨晚失態，多虧你。”
重逢如夢，還未及我找回當年的溫度，她便急於拋來第一個好奇：“汪晨呢？”我一時愣住：“你怎麼知道她？”她詭笑：“一直都知道，昨晚她怎麼沒在？”我低頭揉搓太陽穴。“宿醉後遺症，”她說，“你起床洗漱，待會兒到樓下院子裏醒醒腦，我去準備午飯。”說完她起身出門，硬木樓梯上的踢踏聲帶起回聲，漸遠，為我勾勒出樓下敞闊的空間。
我沒有洗漱，穿上女式棉拖鞋，下樓，來到院中。天是與我心室配搭的陰，一個呼吸與回憶通連的秋。我也想知道汪晨在哪，自己又是怎麼了，如何就一步步走進這陌生的院落，一位恍若隔世的熟人家中。
稱鍾豔為熟人也許不甚允洽。每念及這個名字，我腦中隻有兩個場景。燈火通明的晚自習教室裏孤零零端坐一位女生，白襯衫外麵套花格毛線背心的漂亮女生。她斜視我：“你們這幫人要不是瞎，就一定是鑽地洞進來的，二毛不就在校門口等你們嗎？有種出去瞧瞧。”女生正是鍾豔，她口中的“二毛”便是下一個場景。
校園在明，二毛的人全躲在校外路燈照不見的林蔭道兩側，煙火星連成串，猶如兩條火蛇在移動，迅速朝校門口壓境。我嘶吼：“跟我衝！”話落，死黨少鋒提起“敵敵棍”，陣馬風檣刺向火蛇：“幹二毛！別讓二毛跑了！”身陷絕境，虛張聲勢抵得上半數人馬。
20世紀80年代淮北一帶司空見慣的群毆場麵於那個“血夜”重演，我們麵對的是撚軍的後代，一眾手下沒分寸的匪人匪幫不過是些在校學生而已。借往來車輛，我們利用對方背身躲閃之機，堅定朝一個方向衝殺挺進數百米。隻受本能驅使，腎上腺素決定著一切。我們的集團方陣如同一台沿途撒種的播種機，每秒每步都有人倒下，刀棍過處萬物凋零。
我們最終衝逃出來，在路的盡頭，鈉燈的慘光把人臉照得像死人。少鋒滿臉是血，清點人數，七十多人逃之十五。無論剛才握著什麼，每隻手都在劇顫。我們沒有能力回頭把所有人都抬去醫院，隻站在原地，等來一輛輛鳴笛閃燈的警車從身邊呼嘯而過，才似野鬼般四散而去。
這場架正因鍾豔而起。我們一中足球隊有個潘姓小子，傾慕技校校花美貌久矣，“鮮格格”上門，搔首弄姿，形輸色授，開罪了技校一霸韋二毛，後被打成豬頭，滾回來求助於隊友。僅為此番緣由，我與少鋒便拉上兩軍用卡車的人去技校討伐二毛，難免厝火燎原。
多年後我才羞愧地憶起隨父母初到淮北那年的情景，也是兩輛軍用卡車，被大紅花裝點成彩車，一路鑼鼓喧天……那是屬於父輩們的時代，他們光榮的戰場——支援內地建設，而成長中的我卻在破壞內地治安。
鍾豔與我同齡，同屬支內家庭，當年舉家離滬先後來到淮北，同被當地野孩子譏為南蠻舌。在被鍾豔從酒吧帶回之前，黛西和小敏陪伴了我的童年，鍾豔一閃而過，然後才是汪晨。
淮北真是小得玲瓏，玲瓏得惹人憐，三麵環山，最長一條主幹道若當作飛機跑道，機頭來不及拉起便要撞山。就在升高二前那個暑假，我竟與鍾豔再次遇見並相識。如同今天的廣場舞，那年月，年逾不惑若不習一門內家氣功便是不合潮流，彼時氣功門派如雨後春筍，也曾披著養生外衣登堂入室，滲入衛生係統。基於強身健體的目的，我父母也練起“中功”。有一回衛生局組織周末講座，從外地請來韋姓大師。與我母親共事，鍾豔的母親時任衛生局副局，此事正由她一手操辦。我與鍾豔在課上見到，對視的一刻，不知要給對方哪款表情。
韋大師讓每人都伸出雙手，胸前合十，指掌對齊嚴絲合縫，然後問手指是否一樣長。大家都說是。大師又讓閉目，把注意力集中到某根手指上，想象，能調度周身所有“真氣”來使它生長，變長，再變長。五分鍾後，大師讓睜開眼，再問，那根手指是否真的變長了。此時一半人疑疑惑惑說真有變化，另一半人在沉默中恍神，進而羞愧。
大師說，這證明宇宙神奇，人體也是宇宙，我們對自身的了解不及萬分之一。於此祭出結論：意念也是一種力，隻要善用它，將來在座的某一位就能隔空取物，那絕非天生異能，而是學會了駕馭意念，將意念實實在在轉化為力——可被物理計量的力。滔滔汩汩，聽來不過是遺跡談虛。
我真覺得有根手指變長了，但似乎也並不明顯，或許沒對齊？在場的孩子隻有我和鍾豔，與我同感的皆為上年紀之人。鍾豔則歸屬“在沉默中恍神”的隊列。見她臉上的挫敗，我在心底狂笑，仿佛戰勝鍾豔也等於打贏了二毛。但不巧，鍾豔扭頭看見我的得意相。課後，學員們把大師圍成鉛桶裏的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