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歸,亦逢我家返城,我父母先把戶口遷回上海。
我在電話裏把此事告訴了晨兒,她的反應卻意外平淡,隻一味催促我也抓緊辦。我一細問才曉得,她在香港工作不順,很累,春節前就想回來。她在港一年,除了這通電話,一直與我通電郵。
得此消息,我大喜,心裏盤算,與她團聚也許就在春節,就在上海。我行動起來,為回滬發展而奔忙。但我忘記了父母剛剛落下的歎息聲,低估了辦事的複雜性。我先去辦停薪留職,然後再遷戶口。既有小人出沒,我怕當地戶口注銷後有些事難說清。
依據支內子女回滬政策,滬淮兩地我先後跑過二十多個如我原單位一樣的機構,蓋了三十多個章。單就父母確屬“雙支內”、我是我父母的兒子、我確係隨遷家屬等基本事實就蓋了十多個章。兩三個章證明一件事,換回個新章,拿新章配合其他章,再去換另一個章;幾個證加起來領回一張表格,填好,配合其他證和章再去辦別的手續;有些單據有時效性,有些事需要同步辦,先後次序若顛倒,極可能這件事還沒辦下來,那個單據已超有效期。
多虧我父母先一步把當年《上海市衛生局革命委員會支內人員花名冊》找到了,為此二老把兩地衛生局、檔案館的門檻都踏破了,輔助證明材料更是連區級《衛生誌》當年對我母親全院搬遷的相關記載都用上了。我感覺自己是一隻被困在下水道的老鼠,每個岔道都有看守,沒有商量和通融餘地。我在父親留下的15平方米的繪圖紙上精密勾畫著辦事流程、進度,所涉複雜的邏輯關聯及具體辦事人員,更是用上了我日後創作長篇小說才用得上的人物關係圖譜。
撇開時年支內奉獻精神,我父母當初來淮北,舉家僅攜兩張火車票(我免票)和一張上海戶籍警開具的證明,來便來了;而今回滬,不計父母一方,僅我本人就要往返兩地五次,耗時半年,集齊三十多個章,此間盤詰留難不言而喻。
“況吾時與命”“騏驥困鹽車”,這是我父親時常掛在嘴邊的悲歎。在那個戶口、檔案拴牽人生的年月裏,或是搭錯車,或是一腔熱血遭愚蠱,總之當人醒來發覺南柯一夢身在異鄉時,子女長大了,一生過完了。我了然父輩的感傷,命運捉弄人,有時並不體現在它給不了人想要的,而是硬塞給了人不想要的。當年不得已而接受,時過境遷,也就再難回頭做毫無意義的假設了,一人畢竟隻一生。
元旦過後,舉家三口的戶籍終於團圓在上海的紅皮本上,但在我買房之前,父母仍打算居於淮北,那裏畢竟是第二故鄉。我在龍華寺一帶租了套三居室公寓。雨暘時若,此冬祥瑞,隻等晨兒回來過年。
可直到春節過完她才回來。見到她時,整個人消瘦得與從前判若天淵。
我問:“發生了什麼?一年半不見瘦成這樣?”
她虛弱地笑,過來抱我:“沒騙你吧?知道我多累了,不過沒事,飲食不規律,沒胃口。”
我又問:“這次回來還去嗎?”
她如釋重負:“不去啦。”她坐下來歇了會兒,啟動小規模撒嬌:“那這回你要幫我好好補補。”
當晚,我帶她去淮海路最貴的法國餐廳享用大餐,可她隻進了點蔬果。我還帶她去附近一間有名的吉他吧——“來吧”。與她相處多年,除了中學的文藝會演,她還從未麵對麵聽我彈過吉他。
我喝下一瓶朗姆,借酒勁上台為她彈了曲布魯斯味道的獨奏。鋼琴師可能熟悉此曲,即興為我伴奏。她激動壞了,在下麵毫無節製地鼓掌,直到我坐回她身邊,摁住了她的手。她不會懂,莫看這間小小吉他吧,卻是藏龍臥虎之地,幾乎夜夜雲集上海灘各路高手,上台即為挑戰。
我的政府部門任職背景,加上黨員身份,使我年後通過獵頭輕鬆得到一個不錯的職位,港資IT公司行政副總裁,忽略福利分房因素,收入是我原單位四倍多,還配給我蜂窩電話和一部普桑。連港企都有政審思維?我在疑惑中笑納。
我不讓她出去工作,至少在把身子調養回來之前。從小家教極嚴,她在家倒也待得住,開始畫起油畫,但胃口時好時壞,始終就是不長肉。她偶爾會抽煙,細細長長的女式煙,想是在香港沾染的小毛病,我不反感,也不問。
五月初,她說想出去轉轉,突然很想嚐試潛水。
在淮北時,我倆都沒有正經假期,我好歹被局長掛在屁股上跑過不少地方,可她一個銀行小職員哪都沒機會去。一提潛水,我想到三亞亞龍灣。我決定請假,再搭上一個周末,陪她去散心。去潛水前,我們在苗寨住了一夜。
那天黃昏,往來村民身著民族服飾,參天的椰子樹下,我們躺在吊床裏。我在欣賞苗族老漢爬椰樹摘椰子,敏捷身手令我歎服。而她正透過密林葉隙守望一抹殘陽,出神。
不知何時,我的身邊站了一位盛裝苗族女,正朝我甜笑,問我要不要與她合影,隻需五元。我轉臉看晨兒,換回個鼓勵的微笑,於是跳下吊床,把相機交給晨兒。合完影,付完錢,小姑娘問我們來自哪裏。
我說上海。
她眼睛一亮:“哥哥,你能帶我去上海嗎?”
我尷尬,晨兒卻在邊上壞笑:“就是呀,哥哥你就帶人家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