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歸，亦逢我家返城，我父母先把戶口遷回上海。
我在電話裏把此事告訴了晨兒，她的反應卻意外平淡，隻一味催促我也抓緊辦。我一細問才曉得，她在香港工作不順，很累，春節前就想回來。她在港一年，除了這通電話，一直與我通電郵。
得此消息，我大喜，心裏盤算，與她團聚也許就在春節，就在上海。我行動起來，為回滬發展而奔忙。但我忘記了父母剛剛落下的歎息聲，低估了辦事的複雜性。我先去辦停薪留職，然後再遷戶口。既有小人出沒，我怕當地戶口注銷後有些事難說清。
依據支內子女回滬政策，滬淮兩地我先後跑過二十多個如我原單位一樣的機構，蓋了三十多個章。單就父母確屬“雙支內”、我是我父母的兒子、我確係隨遷家屬等基本事實就蓋了十多個章。兩三個章證明一件事，換回個新章，拿新章配合其他章，再去換另一個章；幾個證加起來領回一張表格，填好，配合其他證和章再去辦別的手續；有些單據有時效性，有些事需要同步辦，先後次序若顛倒，極可能這件事還沒辦下來，那個單據已超有效期。
多虧我父母先一步把當年《上海市衛生局革命委員會支內人員花名冊》找到了，為此二老把兩地衛生局、檔案館的門檻都踏破了，輔助證明材料更是連區級《衛生誌》當年對我母親全院搬遷的相關記載都用上了。我感覺自己是一隻被困在下水道的老鼠，每個岔道都有看守，沒有商量和通融餘地。我在父親留下的15平方米的繪圖紙上精密勾畫著辦事流程、進度，所涉複雜的邏輯關聯及具體辦事人員，更是用上了我日後創作長篇小說才用得上的人物關係圖譜。
撇開時年支內奉獻精神，我父母當初來淮北，舉家僅攜兩張火車票（我免票）和一張上海戶籍警開具的證明，來便來了；而今回滬，不計父母一方，僅我本人就要往返兩地五次，耗時半年，集齊三十多個章，此間盤詰留難不言而喻。
“況吾時與命”“騏驥困鹽車”，這是我父親時常掛在嘴邊的悲歎。在那個戶口、檔案拴牽人生的年月裏，或是搭錯車，或是一腔熱血遭愚蠱，總之當人醒來發覺南柯一夢身在異鄉時，子女長大了，一生過完了。我了然父輩的感傷，命運捉弄人，有時並不體現在它給不了人想要的，而是硬塞給了人不想要的。當年不得已而接受，時過境遷，也就再難回頭做毫無意義的假設了，一人畢竟隻一生。
元旦過後，舉家三口的戶籍終於團圓在上海的紅皮本上，但在我買房之前，父母仍打算居於淮北，那裏畢竟是第二故鄉。我在龍華寺一帶租了套三居室公寓。雨暘時若，此冬祥瑞，隻等晨兒回來過年。
可直到春節過完她才回來。見到她時，整個人消瘦得與從前判若天淵。
我問：“發生了什麼？一年半不見瘦成這樣？”
她虛弱地笑，過來抱我：“沒騙你吧？知道我多累了，不過沒事，飲食不規律，沒胃口。”
我又問：“這次回來還去嗎？”
她如釋重負：“不去啦。”她坐下來歇了會兒，啟動小規模撒嬌：“那這回你要幫我好好補補。”
當晚，我帶她去淮海路最貴的法國餐廳享用大餐，可她隻進了點蔬果。我還帶她去附近一間有名的吉他吧——“來吧”。與她相處多年，除了中學的文藝會演，她還從未麵對麵聽我彈過吉他。
我喝下一瓶朗姆，借酒勁上台為她彈了曲布魯斯味道的獨奏。鋼琴師可能熟悉此曲，即興為我伴奏。她激動壞了，在下麵毫無節製地鼓掌，直到我坐回她身邊，摁住了她的手。她不會懂，莫看這間小小吉他吧，卻是藏龍臥虎之地，幾乎夜夜雲集上海灘各路高手，上台即為挑戰。
我的政府部門任職背景，加上黨員身份，使我年後通過獵頭輕鬆得到一個不錯的職位，港資IT公司行政副總裁，忽略福利分房因素，收入是我原單位四倍多，還配給我蜂窩電話和一部普桑。連港企都有政審思維？我在疑惑中笑納。
我不讓她出去工作，至少在把身子調養回來之前。從小家教極嚴，她在家倒也待得住，開始畫起油畫，但胃口時好時壞，始終就是不長肉。她偶爾會抽煙，細細長長的女式煙，想是在香港沾染的小毛病，我不反感，也不問。
五月初，她說想出去轉轉，突然很想嚐試潛水。
在淮北時，我倆都沒有正經假期，我好歹被局長掛在屁股上跑過不少地方，可她一個銀行小職員哪都沒機會去。一提潛水，我想到三亞亞龍灣。我決定請假，再搭上一個周末，陪她去散心。去潛水前，我們在苗寨住了一夜。
那天黃昏，往來村民身著民族服飾，參天的椰子樹下，我們躺在吊床裏。我在欣賞苗族老漢爬椰樹摘椰子，敏捷身手令我歎服。而她正透過密林葉隙守望一抹殘陽，出神。
不知何時，我的身邊站了一位盛裝苗族女，正朝我甜笑，問我要不要與她合影，隻需五元。我轉臉看晨兒，換回個鼓勵的微笑，於是跳下吊床，把相機交給晨兒。合完影，付完錢，小姑娘問我們來自哪裏。
我說上海。
她眼睛一亮：“哥哥，你能帶我去上海嗎？”
我尷尬，晨兒卻在邊上壞笑：“就是呀，哥哥你就帶人家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