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小姑娘，上海這地方吧，是誰想去都能去，不需要別人帶的。”
苗家姑娘卻說：“可我從小到大都沒離開過寨子，我不敢。”
聞此言，晨兒收起玩笑，取出紙筆，把我的移動電話號碼抄給她：“小妹妹，不管你啥時候想去，打這個電話找這位哥哥，他會去機場接你，還會帶你玩遍上海，好麼？”
盡管這個“方案”仍沒能解決姑娘如何去的問題，但已令她很開心，收起紙條，說聲謝謝，歡快地走開。
目送姑娘走遠，我笑問：“你是認真的嗎？”
她說：“當然，你要沒空，到時我來陪她。”
我相信她是真的，一諾千金的人。可除了那張寫有墨西哥諺語的紙條，我沒給過她任何承諾。我讓她再眯一會兒，等下去吃苗家飯，自己則跑到寨門口，從地攤上挑選了一枚做工精巧的銀戒指。
晚飯後有小型篝火晚會，我倆自然不會錯過。就在遊客們與苗家姑娘手挽手圍著篝火載歌載舞的高潮，我把她拉出人群，來到正中央。篝火映紅她的臉，火焰在她的瞳眸裏舞蹈，她的羞意令我更加衝動。就在鼓點與喧鬧聲戛然而止的一刻，我單膝跪地向她求婚。
深夜回到吊腳樓，她嬌撲過來：“為啥要等這麼久才開口？”
我說，要不是你一句“想把家安在上海”，這會兒我們連小孩都有了。
告別苗寨，直奔亞龍灣。那天我倆由兩名教練分別帶著同時下潛。海平麵下光怪陸離，珊瑚斑斕，魚群結隊，光線折射讓人在海底世界產生奇妙的視覺錯位，潛水深度和鏡片厚度同施障眼法，使那些珊瑚魚群看似近在咫尺，伸手卻隻夠到了抓空的恐懼。盡管潛水衣很厚，可冰冷的海水也在加深恐懼。
我遠遠看見她雙腿僵硬一陣亂蹬，向教練豎起拇指示意緊急上浮。我也不得不放棄下潛。上岸後她嘔吐不止，虛弱得連路也走不動。我背著她回酒店，一路上不停自責：“真不該讓你下水。”
她卻說：“不就是專門來潛水的？那我現在總算體驗過，難受也值了。”
直到這時，我們還天真地以為，她的症狀僅是潛水造成的。行程隻能到此為止。
回到上海，我帶她就近去了華山醫院，醫生要求先照CT。片子到手後，我把她安置在候診室長椅上，拿進去給醫生看。
醫生皺眉，問我是患者什麼人。
我一驚：“你什麼意思？”
醫生家的孩子，從小在醫院晃大，母親接診麵對各種病患的神態語氣，全看在眼裏記在心，我能間接分辨病情的輕重。
醫生又問一遍：“你是患者什麼人？”
我：“未婚夫，有話直說。”
醫生：“片子不樂觀，從位置上看，疑似賁門有腫塊，暫不能確診，需要去做胃鏡切片，等病理報告出來，還要會診。”
我蒙了，抄起“全麻無痛胃鏡”單子跑去繳費，都忘了跟門口長椅上等候的她打聲招呼。等她胃鏡做好，我把她送回家，安頓她休息，自己到門外給母親打電話，告訴她晨兒就診的全過程。
母親的話很簡潔：“先覅胡思亂想，隻管照顧好她，我和你爸明天到上海，一切都等見麵再說。”
我問：“要不要告訴晨兒父母？”
母親說：“晚一天好了，免得虛驚一場，明天看完片子，要通知也是我來說。”
那晚，她讓我打開行李箱，從裏麵取出一大包港幣，間或有人民幣和美金。她說：“我生病沒醫保，拿去兌了頂一頂，沒多少，本來是可以付房租的。”
我不作聲，原封不動放回行李箱。
第二天，我父母的到來讓她略感驚訝。母親看了CT片，啥話也沒跟我說，徑直走到她的床前，握著她的手：“晨兒，想吃什麼？阿姨給你做。”
中午是父親買菜做飯，母親則把我從晨兒身邊喚離，讓我開車載她去新華醫院，十萬火急。母親是要去見一位全國知名的醫生，姓湯，四十出頭，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醫學博士後，在美期間曾獲獎無數，如今是新華醫院執牛耳的腫瘤專家。此人正巧是母親多年前的學生，動身來滬前他們通過電話。
盡管病理報告還未到手，但晨兒的病在母親心裏已八九不離十——賁門癌。途中，母親給晨兒的爸媽去了電話，如同尋常接診，不動聲色，沒把結論說死，隻說嚴重，需住院，讓二老盡快趕來，順便打了招呼，有意讓他們的女兒住進新華醫院。
在新華醫院見到湯醫生，初次見麵我首先提出請求，向患者隱瞞病情，什麼病可隨意編，唯獨不許提癌症。
湯醫生鄭重答應：“你母親是我的導師，請放心。”然後問母親：“人見到沒？啥情況？”
母親含淚點頭。母親雖不是特別堅強的人，但在我記憶中，為一位病患流淚，除了我，便隻有她未來的兒媳了。
湯醫生說，那下午就住進來吧，還有多少希望，等見到人再說。
沒見到病理報告之前，我不願往壞處想，包括母親在內的三個醫生不過是職業神經過敏，我的晨兒不會有事。
下午，我父母隨我一道把晨兒送進醫院，床位早已備好，湯醫生親自安排的一個單間。我發現病床的牌子特意被摘掉。很好，我想，等於和外界隔絕了。盡管如此，湯醫生仍一臉抱歉地跟母親解釋：“套間已全滿，要陪夜的話，就得自己想辦法。”湯醫生所說的辦法，無非就是晚上七點到樓下租一個躺椅來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