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年後，我在馬斯垂克機場與Karine道別，那是長達半個鍾頭分分合合的吻別。盡管我不說，但那一刻我不敢相信此生還能與她再次相見。
回到上海後，我買不起房子，但我很輕鬆就找到了一份薪金以外每月補助八千元房貼的好工作。後來我幾經輾轉，找到了一處非常滿意的房源，東平路上的一幢老洋房，就在“老哇塞”去世前與鍾豔居住的那個大宅子附近。
小樓破敗，昏暗狹窄的樓道，吱吱呀呀的階梯，斑駁的牆麵，顯露出它的年紀，仿佛鶴發童顏、仙風道骨的健叟，實則通體髒器功能衰竭，隻待壽終正寢的一天。我沒跟房東還價就毫不猶豫租了下來，這處房源我已足足等了兩月有餘。
我正式搬進來的那天，站在小陽台上憑欄遠眺，望見久違了的教堂尖頂，還恰巧聽見了鍾聲。那天是陰雨天，我始終搞不懂為何隻有在陰雨天才聽得見那鍾聲。也不知為何，每次看到那尖頂，聽到那鍾聲，我就把Karine暫時拋到腦後。
“對了，是這裏了。”我在心裏說。
清涼的秋風，令我的心胸無限擴容，念想無處不往。又是個呼吸與回憶通連的秋。而此刻我的呼吸，多數是與這間小屋三十年前的主人及記憶中的空氣相通連，那就像昨夜的一場夢。
這間屋子，三十年前曾住著一戶格魯吉亞人。當然，那時格魯吉亞還不是獨立的國家，迎風飄展的也還是蘇聯國旗，信奉的則始終都是東正教。
我的父親早年是李四光的學生，重慶大學采礦係機械專業高才生，畢業分配至上海，是煤科院的一名工程師，從事著井下液壓支架的研究設計工作。
他的科研課題組裏有一位蘇聯來華科技交流的女人，她叫莎拉耶娃，獨身，與父親協力完成了超越當時西德領先技術的設計，並一舉榮獲第一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博覽會金獎。
上一輩人的戀情也由此展開，之於我，那便是一段難以詳考的“史前”戀情。不過謝天謝地，最終在我爺爺的極力阻撓下，他們沒能走到一塊。這也正是我一直對老頑固爺爺心存感恩的原因。
我無法設想，假如父親的兒子是個混血兒，那麼，那人還是不是我？
後來父親和我的醫生母親認識了。莎拉耶娃則嫁了個同樣在滬工作的保加利亞男人，搬進了這幢小樓，這間屋子。從此兩家人成了好朋友，常來常往。
再後來，兩家於同年生下一男一女，男的自然就是我，女的則是個混不混血幾乎看不出的女孩，反正都是白種洋娃娃，取名黛西。兩家人按照中國的老習俗，給我和黛西定了個半真半假的娃娃親，仿佛可以借此親上加親。
既然是娃娃親，那麼無論是在黛西家還是在我家，從小我們就可以臉對臉睡在一張床上，而且在一隻盆裏洗腳、洗屁屁。這與後來的小敏還是有天壤之別的。畢竟那時我們還那麼小，什麼也不懂。
五歲前的孩童，記事通常很模糊，我隻確信一點，有黛西的陪伴，我的童年很快樂。可要論具體的事兒，恐怕隻深刻記得三件。
第一件，黛西很漂亮，金發碧眼，嘴巴小巧，像極了童話裏的小公主，我一直很喜歡她，當她是我最親密的夥伴。
有一年複活節，沒看見兔子，在上海更沒有盛裝遊行，莎拉耶娃就在家裏親手教我們“小兩口”做複活節彩蛋。她用湯匙柄把雞蛋的一頭謹慎地敲出個小洞來，控幹蛋黃蛋清，用水衝淨空殼，擺在太陽下麵曬，等徹底幹了之後又用砂皮紙輕輕研磨蛋殼以至表麵光滑，最後再以顏料著色。
黛西喜歡往蛋殼上描些精致的花紋圖案，我卻喜歡挑戰高難度，原創各式各樣的臉譜，塗抹得不像樣時，索性覆以新的底色。黛西的大眼睛忽閃忽閃，詫異地問：“會不會畫到天黑你也畫不出一隻彩蛋呢？笨死了。”
和莎拉耶娃阿姨一樣，黛西不會講上海話，但普通話講得很好。
那年據大人講，東正教的複活節與天主教的正好是同一天。大了我才明白，是因為那年猶太教的逾越節要先於春分後的首次月圓之後的首個禮拜天（夠繞的）。這的確是件複雜的事，即使在我懂了以後，也還疑疑惑惑，那似乎比計算中國春節的陽曆日期還要麻煩好多……
第二件事，便是我腳下的小陽台。
那時，大人在時，我和黛西是不允許上陽台的，因為即使這不過是二樓，對小孩來講也仍是件特別冒險的事。但偶爾趁大人不在，我會突破戒律，帶黛西上陽台看風景。我會搬來一張小凳子，自己先站上去，然後馬上下來，扶黛西上去，始終不會撒開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