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上見到新朋友，我內心是熱的，可我臉上偏要擺出一副凶巴巴的樣子。我說：“那怎麼行？這是黛西的，我玩好了還是要還給她的，不然她會哭，會哭得很傷心很傷心……”
那個不容置疑的語氣，就好像黛西也在這節車廂裏，並且分分鍾盯著、催著要我歸還那個小玩意兒。
遭到無情拒絕的小敏，還沒等我把黛西的哭相描述到位，先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委屈地轉過身，跑回她母親和姐姐身邊。我趕緊追過去，把“紅燈記”塞到她的手裏，像是欠她什麼似的。
我說：“別哭了，給你玩吧，記得不要玩壞掉，我還是要還給黛西的。”
小敏破涕而笑。她母親慈愛地摸摸我的頭，跟我父母說：“榮榮真的好懂事。”
可就是這樣一個“懂事”的榮榮，剛到淮北就闖下了大禍。
終點站淮北到了，淮北市政府派車來接我們。我們家、小敏家，還有我媽媽的那些拖家帶口的同事一道被革命委員會的同誌熱情地迎上了兩輛掛滿大紅花的軍用卡車。革委會的人給我們每個人也發了一朵小紅花，佩戴在胸前。就這樣，我們立在軍用卡車的翻鬥上，被運往人民醫院所在地，沿途接受著全市人民的夾道歡迎。
我們被運到人民醫院的大食堂門口，大家紛紛下車，小紅花卻又被革委會的“綠軍裝叔叔”挨個收回去了。我喜歡那朵小紅花，打心眼裏喜歡，當時的感覺就像嘴巴裏先是被人喂了一塊紅燒肉，舌尖剛品出滋味，又被人挖走了，被告知：就是讓你舔舔的，你以為真給你吃啊。
不過還有比我更失落的人，那就是小敏。她索性又哭起來。我也不知是怎麼想的，可能是心一時被她哭軟了，趕緊跑過去安慰她。
我說：“快別哭了，那個‘紅燈記’我不要了還不行嗎，送給你了。”
小敏眼睛一亮，馬上止住了哭，驚訝地問：“那黛西怎麼辦？”
我一拍胸脯，豪情萬丈：“沒關係的，黛西是我老婆，我回去讓她打兩下就好了。”
小敏羞答答地說：“謝謝榮榮。”
直到今天，小敏及她的家人也還一直念叨，說我小的時候對小敏是多麼多麼好。其實我自己倒真沒覺得。假如硬要列舉事跡的話，“紅燈記”和小紅花勉強可以記上一筆。
大食堂裏已經擺好了圓台麵，很多張，遠道而來的上海客人，即將成為這個醫院的主人。我是被小敏牽著手走進食堂的，感覺怪怪的，以前從來都是我牽著黛西的手到這兒、去那兒。
後來小敏總算被她母親召喚了去，我才重獲自由。趁大人們還沒坐定之際，我在大食堂裏撒起歡來，東奔西跑，南征北戰，後來又在桌子下麵玩起了地道戰。正當母親從人頭間找到我蹤影的瞬間，我把桌布當紅旗一樣揚扯，終於釀成了慘劇。
一碗滾水從我頭上毫無遮掩地澆灌下來……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刻父母悲痛欲絕的樣子。正是他們的樣子讓我於極度驚恐中意識到世界末日的降臨，卻與從頭到臉鑽心刺骨的灼痛毫無關係。我的燙傷很嚴重，但幸好發生在醫院裏，也幸好當時院裏最好的皮膚科專家丁院長也在場。十萬火急，我被送去不遠處的門診大樓。
多年以後，就連丁院長的兒子都清晰記得當年食堂那一幕。他曾多次跟我提起，畢竟我是他父親同院同事、老鄉兼朋友家的孩子。他父親當年的壓力可想而知，至今對這件事仍心有餘悸。
應當說，丁院長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恩人，他的不容易，不僅體現在他當年力排眾議，果斷為我製定了相對冒險的開放式治療方案，更在於他每天看完我的病情之後，馬上就得趕去革委會報到，接受專案組無休無止的審查、批鬥。
有的時候，丁院長一天會來看我兩次，第二次來總在傍晚時分。
他總是一身潔淨的白大褂，滿臉斯文，一副書生相，可他幾乎每次來都與上次不太一樣。不是眼角多了一塊瘀青，就是嘴角多了一道血口子，偶爾頭上還會殘留些沒有清理幹淨的穢物。
最令人心痛的一次是看見他一瘸一拐地走進病房，來到我的床邊……
同樣讓我永生難忘的是，無論丁院長以何種形象出現在我眼前，他的臉上總是掛著可親的笑，那不是醫者給予病患的職業笑容，而是家人之間才會由衷流露的真笑。
丁院長不厭其煩地關照我母親：“特別是晚上睡覺的時候，一定不能大意，最好你們夫妻倆輪流值班看護，摁住小家夥兩隻手，實在需要離開，也千萬千萬記得要把他兩隻手分開綁在床頭上，絕對不許他撓癢，頸部也要固定死，不讓他的臉左右來回蹭，這些要是做不來的話就讓護士代勞，不過我相信顧醫生是不會放心的。”
我清晰地記得，一直到我出院那天，我父母沒有求過任何人幫忙，也從來沒舍得把我綁起來過，他們就那樣硬生生地日夜輪流看護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