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回駐地，還沒進院就聽到裏邊又說又笑，還有人鼓掌。進了門隻見當院擺了張八仙桌，桌上放著煙葉和卷煙紙，大小茶缸，看樣子是剛散會，幹部們站在院裏聚成堆說笑，協理員跟司務長把胳膊伸在桌上掰腕子，衛生員和文書在牆根比賽拿大頂，首長催促說：“行了，行了，趕緊參加村裏的群眾大會去，別等著人家來請。司務長馬上派人去打聽哪村殺豬了，割幾斤肉來，今晚上怕要幹通宵，夜餐吃沒了……”
人們陸續走出院子，首長看見我站在門口，走了過來。我很為遲到後悔，做好準備誠心誠意地接受批評。他卻問我：“你回來晚了，剛才傳達了日本天皇今天在廣播中宣布投降的消息和上級的有關指示廠。
我說：“我已經在外村聽到消息了，沒敢信。”
他說：“我猛一聽也不敢信，可細一想咱們已經打了八年了，死了多少人呀！行了，有話以後再說，拿你領的鞋來，咱穿上新鞋參加群眾大會去！”
我這才發現兩手空空。不知什麼時候把鞋丟了！大概是丟在參加扭秧歌的地方。
首長脾氣從來沒有這麼好過，見我發愣，摸著我的腦袋笑笑說：“鬼子都投降了，你也該長大點了，還總當通信員哪！”
在會場上聽到區幹部傳達日本天皇在廣播中宣布無條件投降的事，才知道七月初七這天，按陽曆說是8月15日！
新四軍文工團和陳家白莊
1945年9月日本投降，陳毅同誌北上以新四軍代軍長兼任山東軍區司令，率軍部進駐到省府所在地臨沂。這時國民黨軍隊大部分還沒從大後方調出來，全國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呼聲高漲，蔣介石作和平姿態，國共談判，簽訂停戰協議，召開政協會議，一片和平景象。軍文工團(正式名稱是“新四軍、山東軍區文工團”)這一時也忙於接待以馬歇爾打頭的“軍調執行小組”。
進入1946年，蔣介石調兵遣將就緒，丟開政協決議，籌備召開偽“國民代表大會”，局勢緊張起來，住在臨沂城裏的機關、部隊開始向四鄉疏散。文工團先遷到城北俄莊，不久又轉移到臨沂城南陳家白莊。因為新四軍領導機關都駐紮在羅莊一帶。
陳家白莊的老鄉對文工團熱情歡迎。隊伍還沒到，各家房東就把房子騰空，打掃得幹幹淨淨。大部隊到達時村幹部們把鋪草都給預備好了。全村群眾都到村前夾道歡迎。我們班住在村中間偏西一個夾道北頭，有三間正房、三間東屋、兩相西屋。房東大娘和他兒子住正房，我們全班住兩間西屋，東屋住的是兩位剛從濱海調到我團寫劇本的老同誌。其中一位就是後來成了上影著名導演的傅超武，房東隻有老大娘和兒子兩人，大娘年歲已大，重勞動活都是兒子一人幹，院子裏原來比較髒亂。我們住進後，按傳統把挑水掃院子的零活全包了下來。正房簷下掛著木箱，養了不少鴿子，原來正房窗台上下鴿子糞成堆，我們來後每天給掃得幹幹淨淨，還把鴿子糞給堆到一塊替房東積肥。大娘高興得合不上嘴，趕上星期天，我們改善生活，領回麵、肉來包餃子，她都搶著為我們幫忙。平時我們在院中活動，老大娘就坐到門檻上看。
軍文工團可算是山東根據地最高文藝團體之一，其成員既有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革命，也有來自上海、北京、濟南的專家名人。原團長陸萬美曾擔任過“抗演六隊”隊長，後來接替他的張望同誌是老新四軍。著名的作曲家李淦(水金)是我們的教導員，副團長黃燦出身於元老級話劇團體“南國社”。下邊的人也不弱，以戲劇股來說，股長白文原是上海苦幹劇團的台柱之一，和石揮、張伐是老搭檔；丁世賢(就是建國後擔任過文化部副部長的丁嶠)演雷雨中的魯貴，紅遍蘇中、蘇北根據地；鄭重是40年代紅遍南北的電影明星，布加裏是聞名魯中魯南根據地的革命藝術家……在他們指導、帶動下，一批年輕同誌經過努力學習和工作中的鍛煉，已顯露出藝術才能。其中不少人在建國後成了各自領域的名家。如畫家彭彬，詩人顧工，音樂界名指揮胡德風，女高音歌唱家馬旋，書法家薑東舒，電影女導演董克娜，電影演員鐵牛、李玲君、孫永平……
文工團在陳家白莊這段時期，做了幾件令人難忘的工作：
一是到城東相公莊迎接東江縱隊。1946年夏季，中國共產黨顧全大局，執行國共兩黨和平協議，把在廣東敵後抗戰八年的東江縱隊調遣到山東來。山東軍民做了充分的歡迎準備。文工團在陳家白莊排演了《最後的命令》、《抗屬真光榮》。東江縱隊由美國軍艦送到煙台後，由膠東又轉移到臨沂來。文工團奉命在東江縱隊的必經之路城東相公莊守候，舞台就搭在大路邊，連續幾天為經過那裏的東江縱隊演出。東江部隊成員都是廣東人，驟然離開家鄉，來到生活習慣不同，連語言都不通的北方，本來有種背井離鄉的苦惱感，沒料到行軍受到這樣親切熱情的歡迎，他們極受鼓舞，堅定了跟山東人民並肩戰鬥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