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歲末，遇到兩件快事。一是經過台灣同行們的熱心奔走，我赴台的心願即將實現；二是“雲門舞集”在京滬演出“新傳”，引起轟動。兩件事接踵而來，使我更信宿命論。並覺得曆史運行自有其軌道和速度，興衰分合，常出乎人們意料。
數年前我在香港時，施叔青熱心的把我一篇小說拿到台灣“中國時報”上發表了，她問我：“稿費要什麼錢？要美元還是港幣”？我說：“要新台幣”。她奇怪地說：“你要它怎麼用”？我說：“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到台灣去，總會有用到新台幣的時候！”她笑著罵了我一句廣東話：“氣性！”也就是精神病。我一笑。本來我就沒當真，在我心中去台灣不比上月球的機會多。
我看“雲門舞集”演“新傳”，是8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業文化、租界風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著祖傳的中國衣服跳紅綢舞，扭秧歌，令我激動流淚。閑幕後我隨詩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懷民先生。我說：“真可惜，這麼好的演出。我隻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們到大陸演出。在大陸你一定會找到知音。”林先生說：“我也想去大陸演出，誰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後來聽說因為經費困難“雲門舞集”停辦，林先生去了美國。我認為大陸觀眾永無機會再看到“新傳”，著實為此歎息了幾天。
兩件事情突然都成為事實，我懷疑地球的轉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台灣作家戲劇性地見麵，就像發生在昨天。
9年前，我去東京參加國際書會。臨行前聽說台灣作家也去參加，我好緊張。既不知該與他們怎樣相處，又很想和他們見麵交談，為我關切的兩件事尋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叫舞鳳、舞鶯，哥哥叫舞鷹。這一年大陸某雜誌發表一幅台灣畫家的油畫，署名是“韓舞麟”。同事指著這名字跟內子開玩笑說：“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隱瞞了台灣關係吧？”“文化大革命”期間，有親屬在台灣者，有說不清的麻煩。她一聽嚇得連連搖頭說：“無冤無仇，這玩笑可開不得。”回家後她把此事講給家人聽，我嶽母聽了大驚。悄悄說：“你是有個堂兄叫舞麟呀！抗戰時二叔與你爸一同離家，途中失散，多年沒有消息。也許他們真到了台灣吧”？她就叫我見到台灣作家時打聽一下。
另一件事就帶點公事的味道了。70年代末我寫了篇小說叫《尋訪畫兒韓》發表在“人民日報”。不久舉行評獎，取得了預選資格，後來卻又被撤掉了。我找熟人打聽落榜原因，才知道(傳說)該作品有“抄襲之嫌”。我說抄襲之作敢登在《人民日報》上嗎？答曰“抄的是台灣作品。大陸人沒機會看到，故存僥幸之心”。“文化大革命”中連偷聽海外廣播都要治罪，我把台灣作品抄來公開發表，這麻煩怕小不了。便深居簡出作聽候發落狀。誰知此後倒也再無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聽。朋友告訴我：“經過研究，認為你這些年被監督勞動，不會有機會讀到台灣書刊。這題材帶有傳奇性，兩岸都是中國人，聽到相同的傳說，寫成撞車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過為了省點麻煩，以不給獎為好……”我問是和誰的作品撞了車？那作品什麼名字，朋友說他也不知道。
這筆糊塗官司反引起我要讀台灣作品的興致。女作家韓秀來北京。聽我有些願望，送我一堆台灣小說，我才找到被我“抄襲”過的《紅絲鳳》。也才領悟了林海音、陳映真、朱西寧、餘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風采。讀林海音的作品像聽姐姐講往事，陳映真又使我進入了一個即相似又陌生的環境，而朱西寧和司馬中原，頗有一見如故，似曾相識之感。最大的收獲是我不再為“抄襲之嫌”感到委屆，因為我發現兩岸作品，不論是內容上、寫法上，以至某種心態上，有“抄襲嫌疑”者，絕非惟我一家。一個祖宗的子孫，一個科班的徒弟，許多思維模式，觀念心態，措辭用語，甚至連弱點、毛病，也像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為此，我願有機會和台灣同行見麵，增長一些對台灣文學的了解。但真的有機會見麵了。卻又緊張起來。甚至有種說不明白的顧慮。
到達東京後，東道主舉行盛大招待會，歡迎全體客人。我就趁機會找台灣同行。在一片西裝革履，歐衫美裙，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膚一樣黃，要分辯出那一位來自台灣，得有點福爾摩斯的本事。正感絕望之際，遠處人影一閃，竟看到一件中國對襟小褂，在西裝堆裏鶴立雞群。這是台灣來客不會錯了，想前去打招呼卻又怕討沒趣，遲疑間就碰著了一位小姐後背，我忙用日語道歉，女士一笑，用標準國語說：“別客氣。”我聽了一愣，她又笑笑說：“我是華嚴。”久聞大名的華嚴就這麼突然出現在麵前，兩岸作家就這麼開始交談了？我還有點轉不過勁來。她看出我的窘相，指著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紹，鄧先生，這寫著呢。”這時，穿對襟小褂的朋友正湊了過來。華嚴向我介紹說：“這是羅青。”羅青的詩和畫我在一位美國外交官家見過，印象極佳。我說：“老遠看到這身褲褂，就知道是中國人，沒想到你就是羅青。”華嚴說：“你在遠處鄧先生就看見了，我就站在他身邊，他卻目中無人。”說得三人都笑起來，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慮和緊張就打消一半。
我跟羅青談得滿投緣，他約我第二天共進早餐。在餐桌上閑談起自己人之間的話題。羅青熱情真誠，沒有我那麼多疑慮，談到和大陸作家在海外相遇，發生過不不愉快的事時，他很動情的說：“在外國人眼中我們都是中國人。多一點商量少一點誤解和爭吵不好嗎，何必叫外國人看笑話？”他叫我原諒他的直爽，其實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動。回到房間，我和老作家柯靈談了我的看法：兩岸隔離太久，有點誤解難免，某些觀點不同也屬正常。但同胞之情高於歧見。應當以誠相待，求同存異，以和為貴。柯靈說：“我同意。大家見麵的機會難得，要互相多尊重。我們倆從自己做起好了。”
這天到金閣寺參觀，我正一個人順湖邊散步，後邊追上一個戴貝雷帽。叼著煙鬥的藝術家。他走近我身旁時問道……“你是鄧友梅先生吧？”我說：“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說：“我是王藍。羅青跟我談到了您。”我趕緊說：“我跟他打聽過你。我看過您畫龍點睛京劇人物，非常喜愛，跟關良是兩種風格。”他說：“謝謝。我看過名單上對您的介紹。原來您也是天津出生，咱們老鄉！”我說：“是嗎，您什麼時候離開天津的？”他說：“上完中學走的，我是究真中學的學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說：“有這麼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學走一個大門……”他也感到意外，高興的又裝上一袋煙，並問我：“你抽不抽煙？”我說：“以前抽，現在忌了。”他聽完大笑：“沒錯，就咱們天津人管戒煙叫忌煙！外邊人想冒充都辦不到。”我倆聊得熱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雲外。到看歌舞伎時產我幹脆隨他坐在台灣作家中間，沒有初見麵時那別扭勁了。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跟王藍談話引得我掉了淚。我問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畫家，跟您打聽個人知道嗎”？他說：“誰？”我說：“台灣有位畫家叫韓舞麟嗎？”他說：“韓舞麟，還算是我的學生呢，羅青也認識他廠我問：“他的原籍是不是揚州人？”他說：“好像是的。”我說：“他父母都健在嗎？”他說：“他健在。對了，他家是揚州人。父親是位美術教員。母親是演員，現在還常常拍電視劇呢。”我壓低聲音說：“這麼說，他確是我的內堂兄了，你回台灣替我傳個話，他伯母一直惦記著二叔全家，要我打聽他們的地址。我嶽父叫韓北屏，是位詩人，已經不在了，嶽母還健在……”王藍聽了很動情。回過頭對羅青說：“鄧先生是韓舞麟的妹夫，一定把這話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