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大任
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曆史文化名城太原是一座獨具風采的城市。這裏的人民自古就有尚德崇義、公忠誠信的良風美俗。曆代方誌多有晉陽民風質直、尚武信義的稱譽,古詩中也不乏有關幽並遊俠,急公好義的讚詞。這種尚德崇義的道德情操已經融入中華民族整體的民族精神,形成偉大的曆史文化傳統,融入人民大眾的血脈,滲透在社會生活深層中。即使在商品大潮洶湧而來的今天,不論從商興業的巨商大賈,或小打小鬧的行商、務工者,到晉陽大地都會感到這裏有賓至如歸、誠信好客、熱情厚道的感覺,認為找到了講求信譽、便於創業的優越投資環境和理想氛圍。太原人尚德的價值觀,其悠久的曆史文化淵源,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春秋時期晉陽城創製之初。那時的晉陽作為三晉趙國的初都,就湧現了一批深明大義、感恩尚義、舍身成仁的忠烈之士。如以“世治晉陽”聞名的趙氏家臣董安於為了保全趙室的大局,麵對智氏追究罪責的威逼,勇於承擔,挺身赴難,從容自盡,他臨終說:“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為悼念他的舍身成仁,趙簡子將安於奉祀於宗祠。其後又有豫讓漆身吞炭,為報智伯“國事遇我”之恩,變名潛伏,勇刺趙襄子於橋上的義舉。豫讓“士為知己者死”的名言傳誦千古,激勵了無數誌士仁人奮起抗爭。雖然這種信念有愚忠情結的時代局限,但那種勇於擔當、忠貞不渝的尚德情操,仍然令人肅然起敬,感佩不已。
太原人的尚德理念,特別突出地表現在曆代堅守正義、誓死抗暴的鬥爭中。晉陽(太原)處於四塞之地,是北方遊牧文化與中原農業文化交彙、碰撞、融合的核心地帶,曆來為兵家必爭。太原在中國古代史上,往往是西北馬背上的邊族南下入主中原的必經之門,所以,自古就有“取天下必先取中原,取中原必先取晉陽”的政見。晉陽有九朝古都、北朝霸府、大唐北都等佳譽,可見其戰略地位之重要。這裏從來就是中原抵禦北方邊族襲擾的軍事重鎮,也是西北強勢力量南下入主中原的根據地、大本營。正因為這一特殊的軍事地理位置,所以發生在晉陽城下的戰爭連綿不絕。可以說,曆代很少有像晉陽地區發生過那樣多慘烈的大仗、硬仗、惡仗的城市。而每次經曆劇烈的戰爭,晉陽民眾都顯示出誓死抗暴、愛國愛鄉的大無畏精神和英雄主義壯舉。春秋末期智氏攻晉陽,喪心病狂的智伯引晉水圍灌晉陽,“城不浸者三版”,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在此岌岌可危之時,晉陽“民無叛意”,為保衛家園,誓死不屈,固守反擊,終以趙國張孟談暗結韓魏,取得三家聯手滅智的大捷。
秦漢時期,北方匈奴鐵騎無數次南下襲擾,晉陽成為防禦匈奴的堅強屏障,有力地保障了中原的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西晉時,劉琨臨危受命,堅守孤城。他麵對強敵重圍,望月清嘯,奏響胡笳,曾使匈奴兵感愴流涕,撤圍而去。劉琨在晉陽除荊棘、葬枯骨、重鑄城池。晉陽民眾感奮協力,在長達十年的歲月裏萬眾一心,屢敗匈奴。雖然劉琨最終城破身死,但其大義凜然的慷慨正氣和抗暴精神,彰顯了晉陽民眾團結禦侮的尚德高風亮節。唐代天寶年間,發生安史之亂,叛軍先攻太原。太原軍民在李光弼率領下以不滿萬人抗擊兵力十倍於己的叛軍,苦戰月餘獲勝,為維護祖國統一大局付出了血的代價。宋初趙氏大軍三下河東強攻太原,太原民眾拚死抗禦。宋軍實施水灌晉陽的毒計仍未得手,宋太宗繼之強攻,逼降北漢主,但“薛王(指北漢主劉繼元)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鏃。”(元好問句)太原民眾依然奮勇戰鬥。宋軍破城後,又繼之以火燒水灌,平毀晉陽城,移遷唐明鎮(即今太原城區)。抗遼名將楊業老於邊事,與太原民眾一道守太原,抗契丹,名垂青史。北宋末,王稟等領導太原民眾誓死抗金,城下血戰八日之久,城中食盡仍不降。金兵種種毒計,皆被破解。宋欽宗下詔降金,王稟等拒不奉詔,繼續苦戰,最終力不能支,王稟大義凜然,投汾河殉國。宋末太原民眾在郭無振帶領下抵抗蒙古軍的屠殺暴行,“保聚山硤,屢戰有功”。明末陳永福堅守太原,力拒清軍使其二十日不能克,抗拒清廷民族壓迫;交山軍轉戰山區近三十年,曾血戰晉祠。民族誌士太原傅山密謀反清,被逮後臨難不苟免,堅不吐實,出獄後輾轉南下江淮,探訪抗清形勢。他終身不事清廷,從事反抗暴政的學術著述,成為一代文化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