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東歐國家的社會轉型有許多角度，除了諸如政治製度、經濟體製和對外政策等主導方麵之外，還有一個比較獨特的角度，那就是社會對原東歐國家最後一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評價。從劇變之前高居的天堂跌落到劇變之後地獄，他們刻骨銘心地體味到了人間的冷暖和世態炎。由於為情感所包裹著，映射在他們身上的社會轉軌色彩更為豐富。
兩個時代的糾結
幾乎所有中東歐國家都將二戰之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視為它們原本屬於西歐的曆史的中斷，被迫與蘇聯模式和蘇聯捆綁在一起，成為東歐。與此相適應，這些國家又將劇變之後的社會轉軌視為拋棄這種模式和這種控製，重續與西歐的“前緣”或曰“回歸西歐”，加入北約和歐盟就是突出的表現。因此，劇變前後的兩個時代就明顯帶有不兼容的特點。這樣一來，在社會發生劇烈變動的大潮中，原東歐國家的末代領導人深深地卷在泛著情感白沫的政治漩渦之中，當時差不多都成了悲劇性的主角或主角之一。不僅如此，在社會轉軌的最初年代，他們還要背負著終結在他們手中的那個時代的十字架，有聲地或無聲地承受著一個由情感主導的時代對一個權力主導的時代的報複。
在他們當中，最慘的當屬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在兩個時代剛一交鋒就被處死了。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更多的人是在隨後的日子裏被逮捕、審判，如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東德的昂納克，阿爾巴尼亞的阿利雅，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等人。匈牙利的卡達爾1989年5被免職，但7月就去世了。然而，2007年5月，卡達爾的墓被人毀了，其根本緣由還對他所承載的那個時代的痛恨。由於國情不同，社會對他們人生或人格的評價也有所區別，但總的說來是讚美變成了詛咒，聖人變成了庸人。受到指責和審判的原東歐領導人的“罪行”都有驚人地相似：濫用權力，破壞法製，貪汙腐敗。公正而論，由於長時間處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他們不可能與這些弊端毫無幹係。隻要掉進裝著五彩顏料的體製之缸中，有誰能幸免著色呢？在這種現象的背後是這些國家曆史發展的兩個時代發生的碰撞與衝突，否定過去的時代是一種政治時尚。東歐這些末代領導人都認為自己在劇變後的遭遇不公平，幾乎沒有“繳械投降”的，都利用各種場合和各種方式為自己辯護。不過，隨著轉軌進程的不斷加深，由政治情感主導的社會也逐步平和下來，民眾的理性重新回歸。差不多在十年之後，他們又相繼從“庸人”變為“常人”，社會對他們的評價開始趨向客觀。
冰火兩重天
所以，在這些國家遊走時，我就特別關注那些與這些領導人有關的實物載體，努力從它們身上讀出東歐國家獨特的政治文化。在保加利亞，我要尋找的無疑就是日夫科夫。
生於1911年的托多爾·日夫科夫從1954年起就任保加利亞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先稱第一書記，1981年後改稱總書記），1962年起任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先任部長會議主席，1971年後任國務委員會主席）。到1989年11月被解除這些職務為止，他在前一個崗位上長達35年，在後兩個崗位上27年。在他當政期間，保加利亞的社會發展和與蘇聯的關係均很順暢，像東歐其他國家那樣發生動蕩和衝突。由於東歐1980年代末的劇變浪潮衝擊的是社會主義實踐和對蘇聯的依附關係，因此，日夫科夫幾十年來穩固不動的政治地位瞬間也顛覆了。1989年11月，迫於黨內“改革派”的壓力，日夫科夫在保共中央全會上宣布辭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職務。不久，他又被解除了保共中央委員的職務並被開除出黨。1990年1月，保加利亞最高檢察院指控日夫科夫“在執政期間製造了民族矛盾，獲得沒有法律根據的大量社會財富和濫用職權”，將他逮捕。1992年9月，日夫科夫被保加利亞最高法院判處7年監禁，罪名是“濫用職權為自己和他人謀取好處”。被軟禁了四年之後，日夫科夫於1996年被“無罪釋放”。又過了二年，日夫科夫因病去世。
在短短的幾年間，日夫科夫對自己“過山車”般的人生滿腹狐疑，也感到十分委屈。他在回憶錄中說：“近七八年來，我經常閱讀到對我進行的各種杜撰和捏造，這令我感到驚奇。我把這些杜撰、捏造同過去許多年中往往是同一些人加在我頭上的讚譽之詞相比較，反複閱讀，簡直使我很難相信……使把一個人英雄化與捏造事實上攻擊此人之間的距離變得竟然如此之小”。其實，把這些放在兩個衝突的時代裏去解讀，那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