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曲山隈四五家，
夕陽煙火隔蘆花。
賣魚沽酒歸來晚，
扯篷耕海即生涯。
福建人的經商傳統還是由福建的自然人文環境決定的。大概在南宋時期，福建先民已經將可耕種的土地開發完畢，再無荒地可以利用。到明代，福建缺糧的記載經常出現在地方史籍上：“漳泉諸府，負山環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從明代開始，福建糧食不能自給，經常需要從省外調運。入清以後更加嚴重缺米，常由上海、乍浦運米往福建，“故歲雖頻而米價不騰。”
土地貧瘠、人口過眾、糧食短缺，為生活所迫，人們隻好經商以圖生存。唐以前，福建已有商業活動，如東晉末年，福建沿海已有商人走異域，被稱為海商。南朝陳代，長樂人嚴恭，攜錢5萬，闖入揚州，開設寫經坊，並將所賺錢財運回家鄉。唐代，福建商人積極向外拓展經商，即使偏遠之處也可看到福建人的蹤跡。如唐開元二十一年（733），福州唐益謙到安西四鎮（今新疆境內）經商，帶回一批奴婢、馬、驢和貨物返回福州。唐代莆田黃田，已成為商業中心。當時福建不少商人到南海諸國經商，閩南一帶更是商業興盛，如永春商人善賈，以陶瓷銅鐵運至南海，取金貝而返。宋代福建商人遍布全國沿海各地，同時隨著泉州港地位的日益重要，福建海商盛極一時，正如蘇東坡在《論高麗進奉狀》中所言：“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凡沿海地區，爭相以舟船販貨。”《宋會要輯稿》載：“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這些外出的商人中以閩南人為多，也有不少其他地區的人，如建州（今建甌一帶）海商周世昌，因遇風暴漂至日本，僑居七年後始歸。元代由於更加開放的外貿政策，泉州港繼宋代之後進一步繁榮，除了閩南一帶海商活動更加頻繁外，福州商人到海外經商的也不少。明清時期，由於沿海人口向海外流動與山區農民向外省遷移，產生了大量經商者。正如《漳州府誌》卷三八《民風》所載：“商其利而農漸死”。從商人數不斷增加，農民“輒棄耒耜而從之。”明清之際，福建商人對全國各地大量滲透，僅蘇州一地，就有漳州、泉州、興化、福州等地商人。除了沿海一帶的海商外，內陸山區也出現了專營該地商品的福建商人，如連城縣四堡為刻書之鄉，該地商人將其所刻古今圖書運賣至海內外，不僅可維持生計，有的還因此致富。崇安縣（今武夷山市）盛產岩茶，出現了經營茶業的茶商，有的世代為業。上杭商人則經營當地產的紙張，興化商人多販糖、桂圓等。當時許多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泉州一帶經商，這個時期的閩商與外來商人結合在一起，商業活動十分活躍。當時泉州的國際貿易和航運業十分發達，20世紀70年代出土的宋代古船就是當時閩商興盛的見證，泉州九日山宋代祈風石刻則是當時航運業發達的見證。至少在宋代，閩人已完全掌握海上安全航行的各種技術。每年選擇在北風南吹的秋季下南洋，選擇來年暖風北吹的春季歸來。在這兩個季節，海麵平靜，風順帆鼓，根據星象確定航向，商船往返安全係數很高。南宋時由於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帶動閩北的造紙業和印刷業，建陽麻沙曾是當時全國的印刷出版業中心，現在圖書館藏的宋版書中還有很多麻沙版的圖書。德化的瓷器，漳州的年畫在宋代也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宋元時期中國三大外銷商品絲綢、瓷器和茶葉，其中後兩種商品大量產自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