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處處險象生，
離散聚合運難定。
滿目蓬蒿孤客淚，
一盂麥飯故鄉情。
會館，既指旅居異地的同鄉人或者同業者為聯絡鄉誼及實現商業目的而修建的作為集會居住的館舍，又指一種地域性或同業性行會組織。它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屬於單純同鄉會之類的仕宦行館、試館，由公眾募捐而在京師設立，主要出於聯絡鄉誼；另一種則屬於商人或商幫會館，當時又稱貨行會館，為私人合資所建立，其目的除了聯絡鄉誼外，更主要的是互通商情、平易物價，也為了對抗其他商人群體或商幫及處理與所在城市官方和人民的關係，具有實現情感和經濟目的的雙重功能。這類會館數量多，遍布全國商業口岸。
明清以來，由於統治者推行閉關自守的政策，福建商人被迫將主要的目標轉向國內市場的開拓，很快便成為明清商業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活躍在當時中國許多重要的城市和商業口岸。相應的他們也在這些城鎮和口岸建立了自己的會館。
明清時期單在蘇州，福建八府商人就建有會館，其中福州三山會館於明萬曆時便首先開其端，繼而到清代，康熙三十六年（1697）建漳州會館，乾隆二十二年（1757）增建，康熙五十年（1711）建邵武會館，康熙五十六年（1717）建汀州會館，當時，“貿遷有無，遨遊於斯者不下數千萬人”。興化府的興安會館、泉州府的溫陵會館皆建於康熙年間，延平、建寧兩府的延建會館則創始於雍正十一年（1733），落成於乾隆九年（1744）。雍正年間（1723-1735），蘇州織造胡鳳驚奇地發現“閶門南濠一帶客商輻輳，大半福建之民，幾及萬有餘人”。福建商人更遠走關東，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山海關監督巴寧阿奏報“錦州、蓋州、牛莊等處，每年俱有福建商船到彼貿易，即有無業閩人在彼居住，漸聚漸多”。經查錦州“天橋廠、龍王廟二處，寓居閩人191名，因貿易索賬等事以致羈留”。同年，對遼東沿海“詳查牛莊、蓋州、金州、岫岩等海口21處，流寓閩人除領票回籍外，尚有千四百餘口”。福建商人至遼東沿海經商寓居最多高達萬餘戶，其中長期留居者有1400餘人，可見商販之多，其設立的會館也較為顯眼。在鄰省廣東的廣州、佛山、潮州，浙江的寧波、嘉興，江西的九江等地亦隨處可見福建商人及其會館。
在明清時期福建會館常舉辦一些同鄉的活動如逢年過節舉行團拜活動、祭神明、祀鄉賢、聚餐唱戲。如福州老館每逢正月十三燃放焰火，福州新館每逢正月十五放燈。鄉人分別會飲於“燕譽”“榕蔭”之堂，在其中“一堂談笑，皆作鄉音，雍雍如也”。福州老館建有一個鄉情味濃厚的“麥飯亭”，楹聯為“滿目蓬蒿孤客淚，一盂麥飯故鄉情”。近人李景銘先生追述至此，亦不免感慨：“一盂麥飯，故鄉之還必須誼猶敦，滿目蓬蒿，孤客之淚猶濕”。同鄉們在會館供奉自己故土的神靈，有的會館甚至最初就是神廟的形式，像福建會館奉祀財神，延邵會館奉祀天後，汀州會館祀明吏部尚書裴應章，莆陽會館設景賢堂，奉祀鄭樵林光朝陳俊卿劉克莊等宋代四賢。餐聚唱戲等都在鄉聚時進行。從《漳郡會館錄》中可見到漳州東、西兩館的祭祀活動有：
“正月、八月十五日祭東西二館。”
清明、七月十五日祭外館。
二月初三日祭西館文昌帝君尊誕。
五月十一日祭東館城隍尊誕。
五月十三日祭西館關聖帝君尊誕。
文武會試年擇日公祭東西二館。東西二館每逢宜祭之辰，館長先期傳單同人醵金交館役預備一切，是日已刻齊集，既饌具，讚禮者唱，就位上香，拜興，平身跪酹酒，獻爵讀祝文，讀祝者讀訖，讚禮者又唱：拜興，平身禮畢，焚楮幣，與祭者東西向立，三揖，散班會飲。
商幫會館是旅居外地的同鄉或同業商人為實現聯絡鄉誼等目的而共同建立，因而祭祀共同信仰的神?是他們加強內部團結的一種手段。所以當時會館常用某堂、某廟、某殿、某宮等別名，作為本幫辦事集會和祭祀的地方。正如有的碑刻所記：“此為前宮後殿與會館合而為一也，合廟堂於會館也。”當然，不同地方的商人信奉的神?各不相同。至於福建商幫，具有供奉天後的普遍特點，這可從上述上海三山會館之建築格局和文獻記載中得到證明。如上海泉漳會館的《會館財產勒石序》記載：“蓋嚐觀泉漳會館之創建，在上邑城東之外，濱於黃浦。規模宏廣，基地鞏固。前後兩進，造起廟堂，前則恭祀天上聖母，後則恭祀協天上帝，之右設有敦敘堂，堂之左右有廂房，次第布置，均得其宜，而泉漳仕商往來駐足之區在是焉，廟之後環繞兩旁房屋達於街道，為泉漳買賣之地。”這是比較典型的福建商幫會館，還有一些會館規模小而直接以天後宮名之，此類會館為數當不少。可以說，天後信仰之所以由閩境傳播到全國甚至海外，與福建商人的活動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