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在“文革”被迫害致死始末
曆史鈞沉
作者：張寧據《文史月刊》史飛翔
1966年5月“文革”開始，6月，上海中國畫院就出現了批判時任院長豐子愷的大字報。不久，“文革”工作組進駐上海中國畫院，將豐子愷定性為“反動學術權威”，又給他扣了一頂又一頂大帽子：“反革命黑畫家”、“反共老手”、“漏網大右派”，並把他列為“上海市十大重點批鬥對象”。
對於豐子愷來說，挨批已不是一回兩回了。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就因為提倡四君子畫而受到過嚴厲的批判。當時，有人畫了一個人拉著一群羊朝前走的畫，豐子愷批評說這幅畫缺少生活經驗，其實隻要拉一隻頭羊，其他的羊就會跟著走。立刻有人拍案而起，說他是在暗示不要黨的領導。在其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豐子愷和許多高級知識分子一樣，作過深刻的自我批評，寫過《檢查我的思想》，把過去的自己批得體無完膚……
即便如此，豐子愷還是被這場突如其來的“文革”打蒙了。正直善良、心如孩童般明淨的他實在是無法理解眼下發生的一切，無法接受扣在他頭上的那一頂頂“帽子”。
一天，他從畫院疲憊地回到家，委屈地對家人說：“他們逼我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說如果不承認，就要開群眾大會批鬥我，可我實在是熱愛黨、熱愛新中國、熱愛社會主義的啊！可他們卻不讓我愛、不許我愛……”老人嗚咽著說不下去。
為了對豐子愷進行批判，造反派對他的漫畫斷章取義、羅列罪名。對於造反派的這些拙劣的表演，豐子愷曾對錢君甸說：“那些猴子批判我的畫，卻連最起碼的知識都欠缺，他們說的，往往使人啼笑皆非，所以我也泰然了，不和他們一般見識，何必對牛彈琴！這樣不是可以省卻許多力氣。”錢君句後來回憶說：豐子愷的這番話讓他想起了耶穌。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卻說“主啊，原諒這些人吧。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此後，豐子愷不得不每天去畫院交代問題、接受批判。而他的家，經過幾次查抄，電視機被搬走了，毛筆、書籍、字畫被運走了，僅字畫就有四大箱170件左右，十多本相冊也被拿了去。更讓人不可思義的是，家中僅有的七八十元存款也被抄走了，工資被扣發，全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殘酷的折磨接踵而至。貼大字報、開批鬥會、蹲“牛棚”、做檢查、寫交代、隔離審查……花樣翻新，沒完沒了。造反派還強迫已70歲高齡的豐子愷爬上梯子，張貼批判自己的大字報；他們還把他按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並在他背上澆上一桶熱漿糊，貼上大字報，無情的皮鞭落在老人瘦弱的身上；幾個野蠻大漢手持長矛，後半夜闖入家中，不由分說就把老人帶走，弄到浦東遊鬥；他蓄了幾十年的胡須也被強行剪掉……
1969年秋，72歲的豐子愷被驅趕到鄉下參加“三秋”勞動。由於幾年來連續不斷的折磨，老人的身子骨已大不如從前了，再加上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惡劣的自然條件以及長期的營養不良，使他染上了風寒，高燒不退，被送回上海。
1969年底，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一部分人開始陸續得到“解放”。1972年年底，豐子愷終於也獲得了所謂的“解放”，結論是“不戴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酌情發給生話費”。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留有尾巴的結論對豐子愷顯然是不公的。但豐子愷對此並不在意。對他來講，隻要有了行動自由，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時間，比什麼都強。
誰知，好景不長，1974年一些別有用心之徒借批儒之名，在上海批所謂“黑畫”。4月的一天，一家工廠中突然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說豐子愷寫蘇曼殊詩意的“滿山紅葉女郎樵”，是諷刺紅色的中國。這之後，豐子愷提高了警惕，決定以後不再畫“滿山紅葉女自口樵”這類的題材了，即使畫，也要改為“滿山黃葉女郎樵”。7月，為鞏固“文革”成果，上海又開批判會，受批判的有四個人，豐子愷、林風眠、程十發和劉海粟。豐子愷首當其衝，先後在畫院、天蟾舞台召開了對他的批判大會。
麵對接連不斷地批判，豐子愷終於支撐不住了。1975年8月29日，豐子愷由於肺病被送進醫院。這晚，他住在醫院的走廊裏，女兒一吟陪伴在他身邊。豐子愷徹夜難眠，對陪伴在一旁的女兒斷斷續續地說了許多話。他用極低微的聲音說道：“你知道嗎？江青無法無天，……這班人哪……哼，看你橫行到幾時！真想看到他們的下場，可是隻怕我這病……”隨後，他又輕輕地吟起陸遊的詩句：“死後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1975年9月15日中午，豐子愷病逝於上海華山醫院，享年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