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大嫂登車不久，我們也上了火車。
跟中元挨著坐下，他告訴我濱田找到的河穀安子今年八十歲了。他問我對這人還有沒有一點印象。
我說有印象。
半世紀前日本發動的那次侵略戰爭，在中國燒殺搶掠，罪惡滔天；給日本老百姓帶來的也是一場災難。青年男人被趕到前線賣命，老人婦女在後方饑寒交迫缺衣少食。街頭標語寫著：“一顆糧食等於一粒子彈！節省口糧，支援聖戰！”料理糧食的夥房跟料理金錢的銀行取得同等重要地位，華工什麼髒活累活都要幹，惟獨做飯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們單招兩個女工做炊事，一個就是河穀安子。
她是那種文化不高但很能幹活的鄉村女人，對中國人不那麼歧視，有時還透露一絲憐恤和同情。
我們勞動時間平時是十二小時工作製（加班就要連續幹二十四小時），日夜兩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覺，山崎就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掃衛生，收拾廁所，運糧運菜的活全交給打夜班的人幹。包括中午給住醫院的日本人送飯。
送飯這事不累，但很麻煩。警察局規定華工隻準上下班時間在居留營地到工廠這條路上通過，這時間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門發的通行證，證上寫明持證人姓名，走的路線和通過時間。發現有與證明不符處，格殺勿論！曾有位華工送飯路上到菜田裏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論處打得死去活來。廠方並不心疼中國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幹活就對廠方是損失。為此就要派老實點的人幹送飯這件事。勞動部是軍方專管華工的部門，老實不老實他們有記錄。
我剛十三歲，挨了日本工頭打，痛苦難忍又無人可說，便不經心地在一張破水泥袋上寫了“忍耐”兩字。不料叫勞動部的人發現了，來了一高一矮兩個人，把我招到車間門外樹底下進行審訊。高個兒板著臉問道：“你寫忍耐兩字是什麼意思？對內地的生活不滿意嗎？”
我搖搖頭說：“我寫著玩的，沒想過這兩字意思。”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麼事？”
“餓。餓了渾身哆嗦。”
高個靠樹抽起煙來，換了矮個兒笑眯眯地問道：“你說蔣介石跟汪精衛兩個人誰好？”
要是現在我會說誰都不好，但那時不行，國共合作並肩抗戰，蔣委員長還是中國政府的代表，而汪精衛已經在南京掛牌當漢奸了。可我知道要一說蔣介石好汪精衛不好我就別想活了。要說汪精衛好又對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做出苦相說：“我的日語沒學好，你的話我聽不懂。”
矮個說：“聽不懂？沒關係！”撿起一根樹枝來，在地上寫了蔣介石、汪精衛兩個名字。又笑眯眯地問道：“哪一個好？隨便說，沒關係。”
我衝著這兩名字想了半天，抬頭問道：“他倆是電影明星嗎？演什麼的？”
矮個兒站起身結結實實打了我個大嘴巴，罵道：“你跟我裝傻？混蛋！”
我說：“我不是裝傻，知道他們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們演過什麼來了。”
“放屁！”
矮個兒火了，左右開弓打我的嘴巴，高個兒歪在樹根上笑。他們知道我在裝糊塗，我也知道他們不信我的話，反正我下定決心不再說多一個字了。結果就不了了之。他倆回去要向勞動部交代，有問題沒查清得算失職。他們隻好說我是個沒知識的小孩子，隨手練習寫字，並沒複雜的意思。
這樣的小孩倒是適合給病號送飯。便把這件事交給了我。我就跟河穀有了接觸。我到食堂領便當時，她總是笑臉相迎，當麵點數。她不像教官教我們的那樣數：“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數：“喜豆子，複達子，米子，油子……”而是用農民的數法：“西，福，米，油……”我聽著新鮮，就學著念，她見我在學，就叫我念給她聽。念錯了她為我糾正。等我念會，她看看窗外沒有人，急忙撿起個飯團塞進我衣兜裏，小聲說：“快走，到路上沒人處再拿出來吃！快走！”
新幹線速度不低於飛機，山川城鎮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頑童傾斜著追逐著飛速從窗外滑過，很像是人生縮影，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從福岡到德山要直往東北跑。穿過關門海峽，由海底進入中國地區（日本地區名稱，與我們這個中國無關）。關門海峽，我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在這地方登的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