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鼓勵我寫電影的是黃宗江，雖然我至今也沒寫成一個電影劇本，但這份關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懸崖上》發表後，接到在電影學院要畢業還沒畢業的董克娜的電話，約我去談談。意思是要我把它改為電影劇本，他們作為畢業論文來拍片，後來桑夫同誌又來約，說北影會拍得更好。但我對電影把握不大，興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時結婚不久，住在西單大院胡同，我去時他正享受天倫之樂，就背著小女兒，拉著大女兒跟我談話。聽說丹娣如今也做了媽媽了。我不知二小姐長大後的性格如何，小時給我的印象是十分可愛卻頗欠文靜。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斷地笑和叫，有時還加上跳！我們整個在她震耳的歡笑聲中費勁地談了一晚上。宗江聽她的叫聲像聽交響樂，精神更能集中，思維更加敏捷，聽完我訴說後極力鼓勵我寫，還在二小姐的伴奏下為我出點子，指出中哪些細節閱讀起來雖有趣味，但無法用視覺藝術表現，並教給我如何改成可視形象。就這樣我也還下不了決心，過了好久都沒動手。
1957年4月30日這天大清早，接到黃宗江一通急電：“喂，小鄧，你上我這來一趟好嗎？”
“什麼事？”
“來了再說。”
“多咱去？”
“吃了點心就來，越早越好。”
我當時正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在第四建築公司深入生活，連住也住在南禮士路的公司裏。這時宗江住在雙柵欄。騎車到了西單，看看時間尚早，我先去同春園吃早點，然後又故意在報攤上磨蹭了一會才去雙柵欄的黃公館，我進屋時他正坐在床邊發愣，不光還沒洗臉，連襪子也還沒穿。我說：“看樣你才起來，那剛才的電話是……”他說是早上想起這事給我打了電話，打完電話他又回來躺下了。
他一邊忙活一邊神聊，話卻不談到正題上：“趙青從舞蹈學校畢業了，想替她找個師傅學點傳統舞蹈，你說找誰好？”我說：“當然是韓世昌。你看看他的《學舌》《鬧學》《遊園》，那身段，那台步，那……”他說：“我們也想到他了，可《滿城爭說十五貫》之後，昆曲的行情見長，韓先生正籌建北方昆曲劇院，怕是沒工夫教徒弟。我們想找小翠花，你以為如何？”我說：“那也好，《紅梅閣》的魂步是一絕呀。於先生最近倒是總閑著。”他說：“對，趙丹正在北京，今天他們就決定這件事。”我問：“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他喝了口牛奶說：“沒關係，找你來有另外一件事，祖光今晚請客。”
祖光我倒是認識，他常騎著英國飛利浦上端木蕻良老大哥這兒來聊天，我跟端木住斜對門，總碰見祖光上廁所，他總不會為這個請我吃飯。
我就問：“祖光請誰？”
他說：“請趙丹他們。”
我說：“那我去幹什麼？”
他說：“趙丹想拍你的‘懸崖’，要跟你談談。他明天就回上海，沒工夫單獨約你了，咱就湊一塊去談，他們談趙青拜師的事，咱們談劇本的事，各行其是，兩不耽誤。”
“人家不是要吃飯嗎？”
“咱跟著吃唄，反正祖光花錢。”
“晚上吃飯現在就去？”
等他漱口，淨麵，剃須，熱奶，沏茶，著裝，登履，升冠……這套忙完，就將近中午，天安門前已經人山人海。我倆在人堆中鑽空子前進，走到新華門對麵就再也走不動。隻見畫家彭彬擠在人群中翹首相望，眼睛盯著天安門方向。我們就湊過去閑聊。過了半個多小時，從那邊傳來歡呼聲，又過十五分鍾，近處人頭開始轉動，前邊的人往後退，後邊的人往前湧，隨後就看到毛澤東跟伏羅希洛夫兩位站在一輛敞篷車上緩緩而來，車經過處就有人鼓掌，也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歡迎……”但並不整齊——那時距“文化大革命”還有好些年，還沒定出歡呼致敬的儀式和規格。多的是發自內心的真情，少了些膜拜作場的形式。我也喊了“毛主席萬歲！”還把腳踮得更高些瞻仰領袖的風采。誰知離我們還有數丈遠時兩位卻坐了下來，車子也加快速度，拐彎進了新華門。盡管兩位都是巨人，坐下後人們也還是看不清楚。我跳起來看了一眼二位領導的後背，就退到後邊去休息。人散開後我們繼續前進，走到王府井南口已是下午三四點鍾，宗江說：“中午咱們省了一頓，這晚飯還不知什麼時候吃上，咱先吃點什麼墊補墊補吧。”就到東單三條口，吃了頓奶油炸糕，到帥府園吳府時離吃晚飯時間不遠了。
祖光家裏好熱鬧，一進門就聽見滿是上海閑話，吳儂軟語。黃宗英、上官雲珠、趙丹……足有七八個人，擠滿了東廂房一屋子。還有幾位生臉：一個漂亮小夥，說是趙青的全權代表，趙青有事不能來，他替她來談拜師事宜。另一位文雅中年人名叫岑參，剛從香港回到內地，正準備拍一部戲曲片。當時我還沒經過當右派的磨煉，麵皮尚薄，在多位名家麵前有點自慚形穢。這些人中我最熟的是鳳霞和王雁。王雁大概是拜師的聯絡人，正和趙丹、宗英、趙青的代表商量有關細節；鳳霞是女主人，要忙著招待，我就退到屋角去抽煙。宗江大概看出我的拘謹寂寞，就拉過上官說：“小鄧有點認生，你來照顧他。”我和上官在上海隻有一麵之交，並不熟悉。她卻認真地照顧起我來，拿過一盤鳳霞母親做的炒紅果說：“他們講話咱們就吃，談談你最近又在寫什麼。”隨後又把香港演員送她的一把尼龍傘打開給我看——那時我們市麵上還沒有尼龍製品。她想叫我看個新鮮，我從這裏卻是看到了上官的善良和忠厚。
拜師事務談完後王雁和趙青的代表就告辭而去了，祖光就領著大家步行上新開路康樂飯館。我跟趙丹在路上就進行談判。講好三個月之後交稿，在這期間我要請創作假，創作假期間我是不領工資的，趙丹答應簽定合同後就先預支一筆稿費給我做生活費，走到康樂時我們已達成協議了。
那時的康樂還是家庭飯館，住房改的營業廳隻能擺下一張圓桌。白天賣散座，晚上才有包桌，每晚隻做兩桌，所以要提前訂座。我們來時前邊那一桌還沒吃完，掌櫃的說：“多包涵您哪，屋裏沒地方，先在這門道裏站會吧您哪。”這幾位大明星、名導演就都站在那兒雜堆咽唾沫。正等得不耐煩，不知外邊走路的哪個人認出了趙丹，就伸過頭來看。北京人有從善如流的好習慣，隻要有一個人伸頭看一會後邊就站上一幫。還有人自來熟，湊過來問：“早來了？開會了是吧？”大家就提議進裏邊站著，寧可叫裏邊人討厭也別惹外邊人圍觀。祖光帶頭進了屋，一進去就響起一片寒暄聲。原來梅蘭芳先生在請客，蕭長華、薑妙香都在座，請的是老明星徐來夫婦。大家既都認識，梅先生就放下筷子起身打招呼，別的幾位也舉著筷子讓座，亂了一陣他們匆匆吃完把桌子讓給我們。
祖光要了不少菜，最出色的是“櫻桃肉”和“桃花泛”。上官忠於職守，吃飯時仍拉我坐她身邊，見我愛吃什麼總是為我多布些。結果我吃得最實惠。
幾杯酒下肚，談話海闊天空起來，有兩個話題我最感興趣，一是宗江談起《柳堡的故事》，有意請鳳霞演女主角；一是鳳霞講起評劇演員王度芳一件往事。舊中國時王度芳在台上唱戲，一抬腳把靴子甩了出去，靴子飛到台下正砸在一個特務的頭上，那特務跑到後台抓住王度芳“叭叭”就打了他一頓嘴巴。王度芳有氣沒地方出，當晚就請自己吃了一頓紅燒肉。上官建議我把這個細節寫進將來的裏。因為她問近來在寫什麼時，我說想要寫一個反映戲曲藝人生活的。
我想大家看到這兒準煩了，吃頓飯用得著這麼囉嗦嗎？別急，你往下看，下邊還有文章。
過後不久趙丹寄來三百元預支稿費，我請創作假回到北京文聯寫劇本，劇本沒寫完我就成了右派。欠下上影三百元使我心中不安。接受勞動改造後，有天放假，溜到西單劇場去聽昆曲，意外地碰到了宗江。我覺得沒處躲沒處藏，宗江卻依然如故，親切地問我身體如何工作怎樣，既不提我當右派的事也不問我劇本的下文。我本想表示那筆賬一定要還，可眼淚直轉怎麼也說不出口，這股欠債難還的愧疚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正蹲“牛棚”，有一天來了兩位外調人員，轉彎抹角地啟發我證明趙丹、吳祖光等開黑會的問題。我沒的可說，那兩人就火了：“不開會你怎麼能拿到趙丹三百元？怎麼就按計劃炮製‘大毒草’呢？好，有你交代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被拉上了鬥爭會，會前一位尖嘴猴腮的造反派對我說：“你小子直到如今沒跟我們露過參加黑會的事，就以為我們不知道嗎？連日期地點我們都掌握了，今天不交代清楚別想散會！”
雖然丟人，我也不想塗改曆史，說我“跟造反派展開了麵對麵的鬥爭”，照實說我是低頭哈腰，老實承認了接受三百元炮製“大毒草”的罪行。造反派問我還策劃了什麼大陰謀。我說用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腐蝕青年靈魂這陰謀夠不小了，還要怎麼大法。
造反派賞了我一頓大嘴巴子。
回到“牛棚”我想起王度芳的故事，簡直想哭，因為我挨了頓嘴巴連吃碗燉肉出出氣都辦不到。
此事我和誰都沒提過。我為我的認罪瞧不起自己，覺得對趙丹、祖光和宗江都欠著份情。
§§漫說林斤瀾
《隨筆》發表評論汪曾祺、林斤瀾二位作品的文章，很有收獲。作者凸凹先生如此有見地，令人讚佩。
談這二位的作品，已有不少文章。對其為人，還沒有太多人來寫。如果汪先生會唱歌，在歌壇上有文壇上這般地位；或是林先生長得像國共兩黨中任何一方的領袖，成了演藝界大腕，隻怕副刊、小報上早填滿介紹其生平瑣事、個人隱私的特寫、探秘之類的文章了。那樣我或許也借機發點小財。因為我認識這二位都快半個世紀了。
兩位中我先認識的誰，有點馬虎了，可能是林先生。
如今林先生已經是頭發斑白，背部微駝，還少了顆門牙，一派老作家形象了。我們相識時，他可是風度翩翩，胖而不肥，兩眼有神，麵色紅潤，發黑齒白。有一年北京市舉行戲曲彙演，我和林先生同時拿到戲票，我臨時有事看不成，把票送給了文學研究所一位女同學肖慎。肖慎回來我問她戲怎麼樣。她說戲倒不錯，可是身邊挨著個唱小生的，油頭粉麵，引得許多女士都看他，使她坐在一邊很不自在，弄得連戲也沒看好。我極力為林辯白，說他是作家不是演員，天生長得漂亮，絕沒有誠心修飾。肖慎說：“作家長得這麼漂亮，大概有少不了的浪漫新聞。”
這可是天大的誤會。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見過愛情最忠貞，婚姻最美滿的男人。他在台灣鬧革命，被國民黨抓去坐牢，九死一生，太太天天到監獄送飯，立下“情願共死”大誌。林先生意外地逃出虎口，兩人結伴躲進貨船煤艙，返回大陸，這才實現了“相愛同生”的願望。舉案齊眉，從沒發生過口角。林先生處理家庭關係有一套學問。舉例來說，我相信廣告，看到“新產品”就買，買了新鮮玩藝又愛作宣傳。最忠實的聽眾就是林太太。於是我買一件她就跟著買一件，我上當她也就跟著上當。林先生心中不快，隻是衝著我發火，從不向太太表示不滿。對我發火不生效，就派小姐來進行說服：“鄧叔叔，求你了，別再上我們家宣傳你買的新產品，我家的廢物已經沒地方放了……”我改正了錯誤，林先生不記舊惡，再去他家，他仍以酒相待。
不過我家人又埋怨，是他培養了我喝酒的壞習慣。
50年代初，我們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創作組工作，我才剛滿二十歲，不會喝酒，他已經深解其中味了。大家都很窮。誰拿到點稿費，或是開春後賣掉了冬裝，總要打一次共產主義牙祭。每逢這時他就提出買酒，酒買來他喝得最多。林先生雖愛喝酒，但很少喝醉，真喝醉了也不承認。有次在他姐姐家喝完酒，剩下不少菜，姐姐給他打包帶回宿舍。他一走出王府井南口就撞到了一棵樹上。菜也灑了，褲子也髒了。回來後見他如此狼狽，我問他是不是喝多了。他搖頭說：“沒有的事，我早看見那棵樹了，我判斷照直走會撞上，就為了試試我判斷的是否正確，才直衝它走去的，結果證明我判斷的完全正確，非常清醒。”
他剛進劇院時的任務是替老舍先生采訪寫作素材。老舍先生要寫個一家之內出了幾名人民代表的故事。采訪對象有好幾家。有一家好像就是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不過采訪的是她們的父母。數年後我有幸到這個家庭去時，向梅小姐也還在上中學，而季梅小姐隻扯著別人的衣襟，連喊帶叫地瞎搗亂，還沒顯出舞蹈天才。林的工作很得到老舍讚許，作為獎勵，常常在他彙報完一段材料後慈祥地說：“這段材料不錯，留著你自己寫吧……”
林沒寫過這些素材。但老舍先生的影響和采訪中得到的體會，都對他以後寫北京味起了啟蒙作用。他剛從江蘇調到北京時，說的還是尖團不分的官話，後來他在中出色地寫出了北京人的風貌，而且是用地道的北京話。他是下功夫磨煉過的。
說到磨煉，得感謝他帶領我走進讀書之路。他有學問，但從不以此自居。我是從他言談中，從他對作品作家評判中感知到他有學問的。我印象中他花時間最多的是讀書。在一起工作時我見他讀了許多劇本，也讀了許多。不過他讀書不肯跟著潮流走。那時正時興讀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著作。他卻偷著在屋裏讀沈從文、周作人的作品。我從小失學，沒正規讀過書。看到他讀這些書才引起我讀這些書的願望。他對這些書的評論，對我起了導讀的作用。我甚至懷疑我有些錯誤觀點是不是也受他的影響。不過我堅信，如果我在寫作上有點什麼長進，這位朋友對我就是起了引導作用的人之一。
從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覺察到他讀書所受的影響的。翻開《台灣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嗎？
除了讀書，林先生年輕時感興趣的就是看戲看電影，他把這也當作學習。他很少有娛樂活動。他不打撲克（會打橋牌，技術不怎樣），不跳交際舞（他是會跳舞的。在大後方時他還跟著戴愛蓮先生正經學過舞），也不下象棋。有時下下圍棋。下圍棋耍賴。我跟他下圍棋，他贏了就叫我數子兒。他輸了就搶著自己數，在數時做手腳，把我的活子當死子給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時參加了中央土改團。我到安徽，他到湖南。這期間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進行改組，創作組被取消了。我早回來一個月，被調到北京文聯工作。一個月後，早晨我上街去吃早點，忽看見林先生瀟灑地順王府井大街走來。我問他何時回京的，要去哪裏。他說剛回來不久，劇院要他自己聯係工作單位。他去電報局給延邊的一個朋友打電報，打算去延邊工作。我想延邊是朝鮮族自治區，對他這南方人來說未必合適。就說：“你等等再發電報，我跟文聯領導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聯，何必要去延邊？”他表示無可無不可，對是否留在北京並沒太大熱情，但也不反對。我就去跟文聯秘書長、詩人王亞平談了一下。王亞平馬上說：“這個青年可用。來吧。”就把他調到北京市文聯，在研究部工作。研究部主任是評書藝人（現在時興叫表演藝術家）連闊如，副主任是位老報人，一位研究員是相聲藝員孫玉奎。林到來不久，領導號召文藝工作者下廠下鄉深入工農生活。連先生和孫玉奎有演出任務，老報人年紀過大不適應艱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入生活的代表，一頭鑽進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編外村民。我曾隨他到八角村去住過幾天，正碰上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分配到北京的兩位青年來這裏鍛煉。村幹部忙於春耕，叫林先生照顧這兩位青年，向他倆介紹村中的情況，領著他們參加勞動。前兩年，北京電視台播出名震一時的電視劇《紅樓夢》，我越看大導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覺得熟悉，後來想起，就是那兩位學生中的一位。
林斤瀾深入生活的踏實勁，在別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見。除去開會，過年過節，他極少回城。過年過節回來，是因為太太穀葉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上學，隻在放假時才能來京。林平時節儉，但太太來時則保證她過兩天輕鬆而富裕的生活。他那時對寫沒有興趣，醉心於戲劇創作。戲劇中隻限於話劇，話劇裏又單寫喜劇。所以寫的劇本沒有地方發表，更別提排演。太太上學，他拿不到稿費，按說應常處在“經濟危機”中。可他竟能打點得滿舒服，還不用借債。其秘密除去平時節省外（其節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隻喝二鍋頭，若我請客就指名要西鳳），還從不進百貨公司。買什麼都上舊貨攤或寄賣店。他的鞋是在舊貨攤上買的，小工藝品是在舊貨攤買的，惟一的書櫥也是舊貨攤買的。給太太置辦貴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幣四十元，也是花在寄賣行裏。太太來京，他就能用小電爐做點吃的表愛心，每逢這時，不管請不請我，我都趕去吃。不過他造廚的手藝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並論。他看家菜譜是煮紅棗加花生米，雪裏紅燒黃花魚，外加一盤豬頭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記不清。他下鄉後好久我才進文學研究所進修（後改為文學講習所，丁玲同誌創辦並任所長），我畢業了他還沒回來。他去時是個不為人所知的小幹部。等我畢業，他已發表了《新生》、《春雷》等紅極一時的。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裏高興，馬上就寫了篇評介給以讚揚。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寫的第一篇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從文學研究所畢業後，響應“到生活第一線，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號召，轉到建築工地上做基層工作去了。那裏也是林斤瀾輔導的單位。林常來工地上和業餘作者們見麵，替他們看稿，提意見，開座談會，並把改好的稿子推薦給《北京文藝》等刊物。像《台灣姑娘》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於輔導之餘，擠休息時間寫的。
1955年，我發表了《在懸崖上》，他很為我高興。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講究的毛病。後來我寫作注意在文字上嚴格要求自己，這跟他的提醒分不開。
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青年作者會議，我倆一起參會。但不是正式代表，隻是北京團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會時，把我倆也列入代表之中，這是誤會。
1957年那場風暴，林斤瀾逃脫了。我認為這要歸功於他的女兒。坦白地說，當時某位有權勢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熱情很高，大概在預備打成右派名單中我是排在他後邊的。他僥幸逃過此難，得感謝他的女兒和醫院。正是召開“鳴放大會”那天他女兒出生了。過了幾天開第二次會，醫院偏巧又給小孩開錯了藥，差點造成事故。而參加這兩次會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動言論”，都是這兩次會上的發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壓力極大。有人是叫他用揭發、批判我來表明他的立場的。他什麼都沒講。而在此後二十年間，不管我是在北京勞動改造，還是“發配”東北時，他都是我最親近的朋友。我忙不過來，他替我送妹妹上學；我不在北京，逢年過節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親；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務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後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個電影院當勤雜工，但因病沒有上班，沒事在家中練習寫篆字（曾給我寫過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從康熙字典抄來的），我三天兩頭到他家聚會。有一天我在公園打拳，忽聽到廣播中報告重要新聞時，沒提偉大的旗手和張春橋、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別人討論。我就忙去他家，故意賣關子說：“有件重大新聞，你知道了沒有？”他問：“什麼新聞？”我說：“今天的廣播你聽沒聽？”他說：“聽了沒發現什麼。”我就說了我的發現。他也覺得不一般。我倆猜了一陣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這回輪到他賣關子了。他說：“你聽到什麼消息沒有？”我說我不知道什麼。他端著架子說：“我這才是重要新聞，可不能隨便就告訴你。你得付點代價。”我聽了就再三追問。並答應如果消息真有價值，我請他喝酒。他才告訴我說，昨天我走後他就去了楊沫那裏。從楊沫處知道了打倒“四人幫”的消息。聽了又驚又喜，又怕是誤傳。經過分析，兩人都認為這樣的謠言是沒人敢造的。興奮得想歡呼，但又還不敢聲張。他不堅持要我請客，自己找出瓶酒來我倆舉杯慶祝。幾年來我們沒少在一塊喝酒，但從沒像這天喝得那麼痛快、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