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我調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會從此中斷，有點遺憾。
我到北京文聯報到，副秘書長王鬆聲叫我隨一位年輕同誌先去熟悉環境，安排住處。那位同誌搶過我的背包說：“來，你就跟我住一間屋好了。咱們文聯的團員也都編在一個小組，我是小組長，名叫黃真，原名黃宗淮。”我笑道：“黃宗淮！有意思，我有個同誌叫黃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倆。”他說：“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這一來我倒跟宗江的關係更近了點。他來看黃真也跟我親切地聊一陣。過了兩年他也調到北京來了，還新結了婚，娶的竟是我們文工團的元老，榮任前線話劇團副團長的阮若珊。由於曆史原因，我對阮若珊和對茹誌鵑一樣，始終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關係更近一步。當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著檔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團的資曆來壯膽，可在若珊麵前我永遠是新兵，甚至還是孩子，我想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過，宗江還是叫我小鄧。隻在寫文章時後邊加個注：“叫友梅的那個小老頭！”）。
他是在《海魂》寫完後正式調到北京來的。《海魂》有一部分題材來自起義的“長治號”軍艦。“長治號”起義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訪的人之一，電影劇本的幾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聽他們的創作情況，這才知道他碰上多麼尷尬的事。《海魂》劇本寫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載入電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創作過程卻是另一出好難演的鬧劇。宗江在裏邊扮演了個覺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寬大，忍辱負重的一麵。宗江是個人道主義者，是個君子，不摻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論什麼行當，不管什麼流派，不計年齡檔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頭即無山頭。”這句話對我做人頗有影響，但要學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麵上超脫隨和，內心是非清楚、愛憎分明，正義感和責任心極強，強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遠。本來他能寫的題材極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種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讀的是原文不是譯本；要土的他書香門第，博覽群書，真要弄什麼京音律韻，我這樣的根本不是個兒，在他寫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後有位負責人跟他說：“你總這樣跟工農兵不著邊不行啊，得深入工農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猶豫地深入工農兵去。下農村，進西藏，隨後就寫出了熱鬧一時的《江山多嬌》、《縣委書記》和一部名垂永久的《農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圓滿了，可他還要再接再厲，竟視死如歸地去了美國正進行“地毯式轟炸”的越南前線，並且在彈片橫飛中寫下一部劇本。天可憐見這劇本還沒發表就被偉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單。等他從美國炸彈下返回北京，便帶著一身罪名，發往大西北“充軍”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文革”中的生命危險絕不比在越南小。可死裏逃生後想幹的第一件事還是寫作。“文革”過後我倆頭次見麵他就談他正在寫和正要寫的作品，不久就給我送來兩個劇本，一本是寫一個連隊，另一本是寫一位被“四人幫”殘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說：“我知道這倆戲都不能拍，可我不寫出來對不起死去的和活著的。我寫出來了，哪怕隻給朋友們看看我也算了結一番心願。”我無法評判過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為人民，為事業的這種熱誠勇敢勁頭我是永遠崇敬的。別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裏洋場出過大風頭，卻絕不是文學、藝術前邊加個“玩”字的公子哥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