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期日本中小學校全部停課，學生到工廠“勤勞奉仕”，補充勞動力。藥品場分析室（化驗室）有個小姑娘叫山本百合子，每天到現場來取樣供化驗用。我在硝酸鉀車間幹活，產品有腐蝕性，見她沒戴手套，有時幫忙取出樣品放進她的盤裏，她會很誠懇地說一聲“謝謝”。有時也會站在一邊跟我聊兩句：“今天是大晴天，恐怕要有空襲警報，要小心了。”“中國的學生也上音樂課嗎？他們都唱什麼歌？”我如果給她哼兩句“長城外，古道邊”。她會說：“這是中國歌嗎？不對，日本也有這支歌呢。”
她很善良，講禮貌，是廠裏惟一對我稱呼“您”，並且主動問“早安”的日本人。分析室的頭兒丟了根蔥，懷疑是我偷了。把我叫到車間門外先問我，我不承認，又叫我在毒太陽底下罰站。她從這裏路過，看了一眼嚇得馬上把頭低得靠著胸，連脖子都紅了。經過我身邊時，用極低的聲音說：“真對不起……”
1945年春，希特勒完蛋，東條英機下台，美軍頻繁對日本空襲。海軍的油庫炸著了，工廠的機器炸塌了，工人蹲在防空洞的時間比開工幹活的時間長。政府命令市民疏散，不走的強行拆房。日本工人下不得手，華工們就變成專業的拆房隊。大部分民房拆毀了，推平了，華工也沒事可做了，日本人不願再供飯，因禍得福就被送回了中國。從此再沒聽到過百合子的消息。慢慢的連這個人都忘了。
事隔三十五年，鄧小平同誌領導撥亂反正，右派改正，我隨巴金、冰心等前輩作家訪問日本。雖到德山，卻沒見到一個故人，悵然返團。這天來到奈良，夜晚正和朋友們把酒論文，對月談天，忽然電話鈴聲大作。日本朋友佐藤拿起話筒，問答兩句，瞪大了眼睛交給我說：“是你的，沒想到在日本還有人給你打長途電話。”
他把電話交給我，裏邊問：“對不起，請問鄧友梅先生住在這裏嗎？”
我說：“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山本百合子，還記得嗎？”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啊”了一聲。
“您還記得我，是吧！是啊，我們有三十多年不通音信了。前天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他在電視新聞上看見了你。我不相信。打電話問電視台，電視台說確實播放過中國作家鄧友梅訪問德山的新聞。我問能不能為我再重放一遍。聽說我們是小時候的朋友，他們竟答應了我的要求，重新放了一遍。我一看就認出來了，你還有小時候的模樣。我問電視台你現在在哪裏。他們說隻知你已離開了東京，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我請他們打聽一下你的行蹤。他們為了中日友好也慷慨地答應了。今天來電話告訴我，你已到了奈良，住在這家旅館……”
我問她分別後的情況。她沉默了一會才說：“扔原子彈時，全家都在廣島，隻有我一個在德山……”她還說戰後過了一段很苦的日子，現在好了，“主人”是個成功的房產企業家，姓西村，所以她現在的名字叫西村百合子。她家現在住在光市，也屬山口縣管。兒女都已長大，女兒剛剛生孩子，她要照顧，不然她想趕到奈良來看我……
1984年我到東京參加國際筆會，她終於趕到東京和我見了麵。她是和一位福井女士同來看我。福井和她一起在德山曹達“勤勞奉仕”過，現在也是位大企業的老板娘。她倆少年時的友誼保持到今天。從前一起勞動，現在一起旅遊，她們說有次帶著孩子去美國，走過美國二戰中陣亡將士墓地時，她們進去獻了一束花。孩子們不理解：是美軍打敗的日本，為什麼還要向他們獻花？百合子說：“不，結束戰爭是有功於人類的好事。不管誰勝誰負，兩邊的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跟中國人民，跟美國人民並沒有仇恨。”
一周的會議期間，她一直住在東京，有空就來看我。中間我去京都，她仍在東京等候，直等到我回到東京從那裏回國時，把我送到成田機場才揮手告別。
這次動身之前，我委托朋友從東京打電話通知她我要去日本。她說真不巧，那段時間她正在土耳其，怕是趕不回來。我雖有點遺憾，但一忙很快就不再想它了。沒想到她卻打聽到我來德山的時間，要當地的禮品店準時送來了禮物。
我高興地跑到中元屋中把這事告訴他。他冷靜地說：“是我把你來德山的時間告訴她的。當然是衝著你。”
我對中元說不出的感謝。我知道在他眼裏西村是富裕階級的人，依他的信仰是不跟富人往來的。隻是為了我他打破了他的戒律。
但我很珍重百合子這份友情。那是在不幸的時代、特殊的環境中少年人之間的純真的友誼，純樸善良，天真無邪，不分民族，沒有國界。正如佛家言：“山川雖異，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共結善緣！”阿彌陀佛。